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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改 (4)

方敏

2006年12月25日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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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點思考

　　通過對毛澤東修改《新民主主義論》問題的考察，筆者想談幾點看法：

　　（一）在運用《新民主主義論》為史料研究新民主主義理論提出時期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思想時，應把《毛選》本和以前各版本的《新民主主義論》結合起來分析，不能單以《毛選》本為准。根據前面的分析，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三次修改具有不同的理論建設意義。每一次修改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思想的進步、發展和變化，而第三次修改尤其突出。長期以來，史學界一般都以《毛選》本為准進行研究，這不夠全面，不利於我們准確地把握當時歷史條件下毛澤東乃至整個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認識。由此進一步推而廣之，筆者還注意到，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修改的不僅僅是《新民主主義論》一篇文章，很多文章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論聯合政府》等都修改過，這些都值得關注。

　　（二）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這三次修改中，第三次修改后的《新民主主義論》的內容及其反映出的毛澤東乃至整個共產黨人的思想，都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這是毋庸質疑的。但是應該看到，這種變化並不反映新民主主義理論本身、毛澤東乃至整個共產黨人的思想有什麼本質上的轉變。修改后的一些新思想乃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根據新的歷史條件提出的，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精神，而且也是很自然的，它主要反映出的是毛澤東乃至整個共產黨人思想有了新的發展。正因為如此，筆者主張在研究毛澤東以及整個共產黨人的思想時，既要關注修改前的《新民主主義論》，也同時應重視修改后的《新民主主義論》。

　　（三）從毛澤東第三次修改前的《新民主主義論》得到啟示，同時參照《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論聯合政府》修改前的原文，筆者覺得目前學術界和理論界的若干研究結論需要進一步完善。以下幾個問題尤其值得注意：

　　1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權問題

　　根據《毛選》本《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是無產階級，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是資產階級，這是區別新、舊民主主義革命最主要的特點。但是前文已經分析過，毛澤東的這一認識是在總結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后得出的，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領導權問題和新、舊民主主義革命基本區別問題所作出的一般性概括性的結論，並不能說明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何時期無產階級都具有“單獨領導”或擔負“主要領導”的地位，資產階級則沒有發揮領導作用。從《毛選》本以前的幾個版本的《新民主主義論》來看，毛澤東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領導權問題的論述始終是兩個基本內容：一是就總體而言，無產階級對革命處於領導或參加領導的地位﹔二是就具體的革命各時期而言，在1927年至1936年間無產階級單獨領導了革命，兩次國共合作時期實際上是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共同領導了革命。毛澤東在同時期寫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至少也認為無產階級在1925至1927年的大革命時期是“自覺的參加”、在抗日戰爭時期是“參加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這兩處“參加”的提法在1952年該文收錄進《毛澤東選集》時被分別改成了“參加和領導”、“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日〕竹內實：《毛澤東集》第7卷，第126∼127頁﹔《毛澤東選集》第２卷，第645頁。】其實，我們認真反思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進程，根據具體實際而言，“參加領導或領導”的提法顯然更接近歷史真實。而且，有一個簡單的常識恐怕在不經意間被后人忽視了，那就是革命的領導權從資產階級轉到無產階級手中總該有一個過程，這種轉變怎麼可能在五四運動后頃刻間就完成了呢？由此，筆者認為有必要進一步從以下幾個方面更深入地認識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權問題。第一，無產階級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不能隻理解為“單獨領導”，“參加領導”也是其應有之內涵。第二，具體到各個具體時期，革命領導權的具體情況有所不同。至少在國民革命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共產黨和國民黨共同領導了革命，而並不是現在很多人所認為的領導者只是無產階級、共產黨，而沒有資產階級、國民黨。第三，無產階級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經歷了一個時而參加領導、時而單獨領導或主要領導、直到最終取得單獨領導以至完全領導地位的過程。這個過程並不是從五四運動后頃刻間完成的。

　　2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問題

　　長期以來，學術界的基本認識主要是套用毛澤東第三次修改《新民主主義論》后所表達的觀點，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是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國家。而這同樣是毛澤東在總結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后得出的，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前途問題所作出的一般性概括性的結論。不根據具體的歷史情況套用這一觀點，導致了我們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前途問題上的認識出現了一個盲點，即沒有看到共產黨人在革命前途問題上曾經是另有具體綱領的，即在某個歷史階段具有階段性的目標和前途，而這個目標和前途可能只是有無產階級“參加領導”而不是“領導”的國家制度。也正因為如此，在論及重慶談判前后共產黨人的主張時，很多學者依然在著重強調國內外形勢使然和策略的一面，甚至依然在懷疑共產黨人的誠意，卻沒有人注意到共產黨人在重慶談判前后的主張其實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礎的。筆者注意到，毛澤東第三次修改前的《新民主主義論》在革命前途問題上的論述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一般綱領性質的，屬於方向性和原則性的內容，即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二是屬於具體綱領性質的，即提出了革命的階段性的具體目標和任務，主要內容是先建立一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論聯合政府》中的思想也是一樣的。毛澤東特別強調，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各個小的階段中，情形是變化了和變化著的，我們的具體綱領便不能不有所改變”，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求“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在內的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的臨時的中央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6、1062∼1063、1065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修改之前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使用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幾黨專政’”的提法，這在該文收錄進1952年《毛澤東選集》時被改為“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日〕竹內實：《毛澤東集》第7卷，第130頁﹔《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48頁】﹔在《論聯合政府》中甚至認為，共產黨人的“一般綱領”也是“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這裡也沒有后來收錄進1953年《毛澤東選集》時增加的“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話【《論聯合政府》，《解放日報》1945年5月2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1056頁】。抗戰結束時期，毛澤東對聯合政府問題還給予了進一步的闡釋，明確指出，聯合政府可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可能是“獨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但對於這樣的形式，共產黨也“還是要參加進去”【《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頁】。重慶談判一開始，共產黨人又明確提出：“擁護蔣先生，承認蔣先生在全國的領導地位。”【《毛澤東文集》第4卷，第20頁】在重慶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共產黨人和其他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結成了政治聯盟，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內戰政策，共同確認了以英美議會民主為藍本的國家制度形式【參見方敏：《“五四”后三十年民主思想研究》第147∼148頁】。很明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有關思想與后來的聯合政府思想、重慶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期間的態度和所作所為之間是存在著密切聯系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基礎，后者是對前者的繼承和適時的實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提出的這個無產階級有可能只是處於參加領導的地位的國家制度的階段性目標和前途，反映了共產黨人尊重抗戰勝利前后時的國情、尊重實際的科學態度，反映了新民主主義理論蘊涵著的深刻的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精神。當然，歷史的發展並沒有選擇這一階段性的目標和前途，這是由於國民黨頑固堅持獨裁內戰政策的結果，但這並不能否認共產黨人曾經設想過建立可能不是無產階級領導而只是有無產階級參加領導的國家制度這個階段性的目標和前途。

　　3中國共產黨的階級理論問題

　　筆者發現，學術界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中國共產黨人關於資產階級、農民階級的理論，成熟於《新民主主義論》發表時或發表以前的某個時期，而且都援引了毛澤東第三次修改后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的各種階級觀點以為依據。但是事實上，毛澤東當初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時，在某些階級范圍的界定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定位上並不像后來修改的那樣准確完善，至少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就沒有明確加以區分。再看看同時期發表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該文對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劃分表達得比較明確，這與同時期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的相關表述有所不同。但同一時期的兩篇重要文章卻存在不同提法，也多少能夠說明當時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還沒有足夠明確。另外，從毛澤東1940年寫給蕭向榮的信中可以了解到，毛澤東最初寫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也沒有對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加以明確區分【《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47頁】。這也說明，毛澤東寫這兩篇文章的時期，正處在對這個問題認識的逐漸明確時期，是否到了足夠明確的程度，值得斟酌。對於農民階級，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雖然將其與小資產階級分別單列介紹，但依然認為“農民一般都是小資產階級”，這與同時期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提法相吻合。很顯然，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的資產階級理論和農民階級理論依然有些缺陷，究竟如何看待這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階級理論成熟的程度，還值得進一步探討。(本文作者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北京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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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蔣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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