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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改 (3)

方敏

2006年12月25日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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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修改：理論內容的變化

　　第三次修改的時間是1952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選集》第2卷之前，標志性成果當然是其中收錄的《新民主主義論》。從第二次修改后，毛澤東在很長時間內沒有對《新民主主義論》進行過修改。筆者選取了解放社在1944年1月、1946年、1950年出過的三個單行本進行考察，發現除可能是由於編輯錯訛而造成的微小區別外，內容上沒有什麼變化。而就在解放社1950年版的《新民主主義論》出版不久，當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由毛澤東本人直接主持編輯出版工作，毛澤東也隨即對《新民主主義論》進行了第三次修改。

　　毛澤東此次修改的內容遠多於前兩次修改，共有817處左右。其中不涉及原文思想內容變化的修改共有762處左右，包括：對標點符號的大量修改，共有117處左右﹔在基本不改變原文實質內容的情況下，在一些語言用法、概念使用、字句增刪等方面進行了大量修改，共有645處左右。這些改動進一步增強了文章的科學性、規范性和嚴謹性。另外，毛澤東還對原有的一些認識、觀點進行了較大的修改，從而使理論內容上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類修改共有55處左右，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1、在無產階級領導權理論方面進行了一些修改

　　這主要表現在：其一，隻提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而不再提“參加領導”，修改前文章中體現出來的在一定時期無產階級可能處於參加領導地位而資產階級可能繼續發揮一定領導作用的認識沒有了。如：將新民主主義革命是“被無產階級參加領導或領導的”改為是“被無產階級領導的”﹔將“在五四運動以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主要的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一個階級，而有中國無產階級參加進去了”改為“在五四運動以后，雖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繼續參加了革命，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導者，已經不是屬於中國資產階級，而是屬於中國無產階級了”﹔在論及誰能領導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時，將“中國資產階級如能盡此責任，那是誰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而如果不能，這個責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改為“歷史已經能夠証明：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盡此責任的，這個責任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新民主主義論》，第10、17、20頁﹔《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8、672∼673、674頁】。其二，強調了無產階級在未來新中國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中的領導地位，而修改前則沒有明確提出過。如：將“建立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改為“建立以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在論及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是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時，增加了“而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將“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隻能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改為“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隻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新民主主義論》，第16、21頁﹔《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2、675頁】其三，比原來更強調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優點和中國資產階級的弱點，強調了中國無產階級的作用而淡化了資產階級的作用。上述兩個方面的修改就是重要表現。此外，還有兩類修改值得注意。一是直接從理論觀點上進行修改的。如：將“五四”以前的中國革命是“完全被資產階級領導的”改為是“被資產階級領導的”﹔在闡述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時，將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改為“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在說明中國的“特殊條件”時，將“資產階級的妥協性，無產階級的徹底性”改為“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性，無產階級的強大和革命徹底性”。【《新民主主義論》，第10、20、30頁﹔《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8、674、681頁】二是從一些具體的歷史問題上進行修改的。如：在闡述抗戰時期國家民主化的狀況時，將“抗戰許久了，國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還未著手”改為“除了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之外，大部分地區關於國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還未著手”，並刪去了原來闡述憲政運動作用的話：“現在開始的憲政運動，我們希望能挽救這種危機”﹔刪去了原來闡述階級問題的話：“作為覺悟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的，就是各種革命的政黨，其中主要的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在闡述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文化革命方面的作用時，將隻突出上海《民國日報》改為同時突出共產黨的《向導周報》和上海《民國日報》，並在表述順序上將《向導周報》提前【《新民主主義論》，第23、53、62頁﹔《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6、695、701頁。】等等。

　　2、在資產階級理論、農民階級理論方面進行了一些修改

　　前文提到的淡化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就是一個重要表現。此外，在修改之前，毛澤東對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等階級范圍的區別還顯得有些不夠清晰，在一些階級概念的使用上也沒有給予嚴格的區分，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沒有將民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農民階級嚴格區別開來﹔修改后，對這些階級范圍的界定和階級概念的使用則十分明確了。如：將“中國資產階級還有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這裡，無產階級的任務，在於不忽視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中的“資產階級”改為“民族資產階級”﹔將“中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意與帝國主義完全分裂……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國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改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至於中國的大資產階級，以國民黨為代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這一個長的時期內，一直是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並和封建勢力結成同盟，反對革命人民的”﹔在闡述大革命時期“繼續了並發展了五四運動時的三個階級的統一戰線”之后，增加了“吸引了農民階級的加入”﹔將1927年后革命營壘的變化由“剩下了兩個，剩下了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革命知識分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改為“剩下了三個，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包括革命知識分子）”﹔將國民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的統一戰線由認為是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三個階級的統一戰線改為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新民主主義論》，第18∼19、61∼64頁﹔《毛澤東選集》第２卷，第673∼674、700∼703頁】。

　　3、修改后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觀念大大增強

　　毋庸置疑，毛澤東在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時，是明確將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聯系起來的，但對這種聯系的論述在修改前后是有所不同的。修改之前，毛澤東顯然並不急於闡述關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一些理論問題，他主要是在闡述不能割裂兩步革命的關系、要明確認識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兩種思想體系的區別等問題時，涉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修改后，毛澤東在多方面將社會主義的觀念強化了，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聯系被強調了。主要表現在：其一，改變了一些概念的使用，使之更適用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要求，更突出反映社會主義的觀念。如：將“國民大會”、“省民大會”、“縣民大會”、“區民大會”、“鄉民大會”、“各級大會”分別改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鄉人民代表大會”、“各級代表大會”﹔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區別由“兩個階段的不同”改為“有無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不同”，並將“社會革命”階段的提法改為“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提法﹔由實現或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綱領”改為實現或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將“無產階級文化思想”改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思想”﹔【《新民主主義論》，第24、41、68頁﹔《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7、688、706頁】其二，改變或調整了一些論述，其中或刪減原來強調注意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區別的話，或增加強調新民主主義時期已經具有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因素的話，或改變原來的表達方式，大大強化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觀念。如：在闡述第一步革命的目標和性質時，刪去了“不到社會主義革命之時，其基本性質總是同一的”，增加了“這種革命又恰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在闡述節制資本問題時，增加了“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在闡述新民主主義農業政策時，將“但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改為“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並且突出了對地主階級的消滅含義，將“沒收大地主的土地”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在闡述國民文化的方針問題時，增加了“居於指導地位的是共產主義的思想，並且我們應當努力在工人階級中宣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並適當地有步驟地用社會主義教育農民及其他群眾”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由於其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緣故，就都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並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這兩段論述﹔將“我們現在還沒有這種政治經濟，所以還不能有這種國民文化”改為“我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反映到我們的國民文化也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但就整個社會來說，我們現在還沒有形成這種整個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所以還不能有這種整個的社會主義的國民文化”﹔將“這種一部分不是以社會主義文化的資格去參加，而是……”改為“這種一部分，雖則包含社會主義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個國民文化來說，還不是完全以社會主義文化的資格去參加，而是……”﹔在闡述當時國民文化的狀況時，刪去了“但是現時國民文化的基本性質，卻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新民主主義的，因為它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不是無產階級反資本主義的文化”【《新民主主義論》，第10、26、66∼68頁﹔《毛澤東選集》第２卷，第668、678、704∼706頁】。

　　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第三次修改，范圍很寬，主要涉及到無產階級領導權理論、階級理論、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關系理論等三個方面。僅從《新民主主義論》修改前后的內容變化看，毫無疑問，毛澤東的認識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需要指出，這種變化表現在不同的內容上，性質並不一樣，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1）表達方式變了，思想內容實際沒有變。所謂沒有變，是指在第二次修改時毛澤東已經有了某種認識，但出於策略上的考慮當時沒有明確提出來，隨著形勢發生變化，毛澤東在第三次修改時將其明確提了出來。例如，在一些具體的歷史問題上關於中國無產階級優點和中國資產階級弱點的一些認識上的修改，把大資產階級作為中國社會的反動力量與民族資產階級區別開來的修改等，就屬於這種性質。我們可以從同時期毛澤東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的相關論述中得到印証。（2）在某些問題的認識上，在第二次修改時，毛澤東的認識尚處在逐漸明確過程中，到第三次修改時，這些認識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變化，或逐漸明確、或逐漸變化，毛澤東將此吸收了進來。這類修改反映了毛澤東的認識在修改之前已經出現了發展和進步。例如，關於農民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明確區分問題，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毛澤東還在認為“農民一般都是小資產階級”【〔日〕竹內實：《毛澤東集》第7卷，近代史料供應社，1975年香港版，第124頁】。又如，關於無產階級在未來國家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問題，直到《論聯合政府》闡述共產黨人的綱領時，也還沒有明確提無產階級領導【《論聯合政府》，《解放日報》1945年5月2日】。這些認識實際上都是后來才明確起來的。（3）有些認識是毛澤東在進行第三次修改之時增加進去的，或者是對原有認識進行了改動的，這類修改反映了毛澤東的認識在此次修改后發生了某種程度的改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觀念的增強，其中的很多提法顯然是在思考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時才形成的。（4）有些認識的變化同時既有策略改變又有思想變化的性質，將無產階級“參加領導或領導”革命改為“領導”革命的認識就應該屬於此類。

　　同時，我們還能看到，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此次修改，透露出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理論建設的指導思想上有了新的思考。我們不難發現，在修改之前，毛澤東的論述主要是從如何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角度進行的，目的主要是為進一步推動中國革命提供理論指導。而在修改之后，毛澤東的論述具有了對整個中國革命歷史經驗進行理論總結和升華、將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建設與向社會主義過渡理論的建設緊密聯系起來的意義。毛澤東顯然是希望通過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建設，為人們更加准確地了解中國近代社會特別是中國革命發展的一般規律和一般特點提供指導，為今后中國社會如何向社會主義發展提供指導，為今后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革命提供理論幫助。因此，毛澤東的此次修改不僅反映了毛澤東本人的思想有了新的發展，也使《新民主主義論》的理論建設意義和現實指導意義有了發展和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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