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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發展 (2)

石仲泉

2006年08月11日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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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的勝利和曲折，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延伸和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准備

　　從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29年，是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既有重大勝利又遭受比較多的曲折和比較嚴重的挫折的一段歷史。對這段歷史怎麼認識，盡管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有結論，對許多重大歷史問題形成共識，但是對這個《決議》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的論斷如何解讀，在理論界和黨史界迄今仍有不同看法。在贊同《決議》的大前提下，對一些問題見仁見智應當允許。這裡，筆者想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延伸和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准備”的思想就解讀這段歷史，談點個人看法。

　　（一）新中國成立后29年的歷史發展

　　新中國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新篇章。怎樣建設新中國？根據《共同綱領》，新中國頭三年是建設新民主主義，准確地說，是建設一個比在根據地局部的發展更為全面、形態更為完備、模式更具典型意義的新民主主義高級階段。到1952年，遭到嚴重破壞的各項事業初步恢復，國家的經濟狀況超過歷史最好水平。這時，黨中央對於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作了新的思考，提出並實施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這一新理念，將原來設想的先工業化后集體化和國有化，改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從1953年開始，在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同時，到1956年提前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初步地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總結七大以來特別是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根據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勢，明確指出：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基本解決，國內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國家的主要任務是要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盡可能迅速地實現國家工業化，有系統、有步驟地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使中國具有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315∼316頁。）這是黨對現代化思想的初始表述。八大前后，黨還提出許多新的方針和設想。這個時期是黨探索中國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

　　從1957年夏天以后，由於對在幫助黨整風的運動中的攻擊性言論作了過度反應，黨在反右派斗爭中嚴重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並對八大明確了的主要矛盾的認識發生逆轉。此后，黨的指導思想出現兩個發展趨向。一個是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趨向，它包括黨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形成的一些好的理論觀點和方針政策，積累的一些好的實踐經驗。這除了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探索成果外，還有1959年廬山會議前八九個月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左”傾錯誤的糾正、1960年冬后幾年調整取得的積極成果。另一個是錯誤的趨向，這是指黨在探索過程中形成的一些錯誤的理論觀點、政策思想和實踐經驗。它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在經濟建設指導方針上急於求成，超越歷史條件，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對生產力發展造成極大破壞，給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困難﹔二是政治領域形成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方針，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后發生了1959年的“反右傾”斗爭和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以后從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到意識形態的大批判運動。在這10年中，黨的指導思想的兩個趨向交錯發展。一方面，由於正確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的努力，為國家打下了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一定物質技術基礎，取得的成績是主要的﹔另一方面，錯誤的發展趨向后來壓倒正確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致使“文化大革命”爆發。從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陷入嚴重迷誤。廣大干部被打倒，各級黨委和政府機構長時間癱瘓，社會極度混亂，國家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但就黨的指導思想而言，實際上也存在兩個發展趨向。盡管錯誤的發展趨向在10年動亂間的全局上佔著主導地位，但在“文化大革命”前積累的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還在艱難地發揮作用，因此，對“文化大革命”的各種形式和各種程度的抵制和抗爭沒有停止過。特別是兩度在毛澤東支持下由周恩來在1972年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和鄧小平在1975年領導的全面整頓，曾經遏制了社會動亂，遭受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有所好轉。在對外關系上，盡管也受到林彪集團和“四人幫”的干擾，但絕大部分時間堅持了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頂住國際上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維護國家安全，外交格局有重大新突破。正是由於這個發展趨向的努力，對“文化大革命”進行抵制和抗爭的力量日益發展，最后由代表這個發展趨向的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內亂。此后，雖然出現“兩年徘徊”，但歷史前進的潮流不可阻擋，最后在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終於實現黨的歷史又一次偉大轉折。　　（二）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念對29年歷史的解讀

　　新中國成立后29年經歷的曲折和挫折同此前28年經歷的曲折和挫折，作為總結歷史教訓，對兩者不能簡單地畫等號。它們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

　　兩者相同的是：第一，黨的領導沒有經驗，都是在探索過程中犯錯誤。第二，兩個時期主要都是“左”的錯誤。大革命后期和抗日戰爭前期雖有右的錯誤，但土地革命戰爭前期連續三次“左”的錯誤，特別是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失最為嚴重。新中國成立后黨的主體錯誤也是“左”，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其時間之長超過黨的歷史上任何一次。第三，兩者錯誤的內涵就思想路線而言都帶有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性質，盡管其具體形態不同。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前期的主要錯誤傾向，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經驗主義成為教條主義的俘虜。建國后的階級斗爭擴大化乃至人為制造階級斗爭的錯誤，既有將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誤解或教條化的問題，又有習慣於將革命戰爭年代群眾性斗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照搬的問題﹔“大躍進”就是用過去群眾運動的辦法搞經濟建設。就此而言，黨在建國前后的錯誤，其思想方法有相通的一面。

　　兩者的錯誤又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建國后黨在全國范圍執政條件下的失誤，其危害和影響比過去要大得多，其承受和克服錯誤的耐力也比過去要大得多。在戰爭年代，黨的錯誤的危害主要在黨領導的地區，特別是中央蘇區等根據地之內。建國后，黨作為執政黨，其錯誤則會危害整個國家。二是建國后的許多錯誤是在批判蘇聯模式過程中犯的。過去犯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將蘇聯經驗神聖化﹔建國后兩大錯誤都與“以蘇為鑒”有不解之緣：“大躍進”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反對照抄照搬蘇聯經驗引發的﹔“文化大革命”是為使中國不走蘇聯“蛻變”老路，要“反修防修”而發動的。三是建國后的錯誤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犯的。過去為害最烈的“左”傾領導人犯錯誤，一個重要原因是認為“山溝裡產生不了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視為“狹隘經驗論”。建國后黨犯錯誤時則不然，其指導思想是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念，要努力探索中國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雖然這種探索也曾走上錯誤的歧途。

　　為何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念還犯錯誤？其主觀願望與實際過程相背離的原因在於：第一，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念並不等於對中國的真實實際有正確認識。建國后黨的失誤，無論在經濟生活方面還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都是因為黨的決策嚴重不符合那時中國的真實實際。“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如此，反右派斗爭以后的歷次政治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正如毛澤東對調查研究的認識所講的，開始是“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隨后補充道：沒有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同此道理，講“中國化”，也要講兩句話：不僅要講聯系中國實際，還要強調正確地認識和聯系中國真實的實際。這是最重要的。

　　第二，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來看，隻強調“民族化”是不夠的，還要與時俱進，講“當代化”。在革命戰爭年代，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著重講民族化、地域性，沒有特別提出時代問題，是因為列寧所說的世界處於帝國主義時代和戰爭與革命的主題在那時沒有改變。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的政治、經濟和科學技術在發生著和醞釀著巨大變化。比如，上個世紀50年代的新科學技術革命，在八大前后，黨和政府看到這個大趨勢，制定了12年科學發展規劃。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雖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在許多方面拋開甚至背離了時代潮流，像那種“大辦鋼鐵”的做法在根本上是反科學的。那時強調的所謂“中國化”，實際上沒有與時俱進而是反時倒退，沒有融入“當代化”而是“土法化”。也是在那個時候，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的某些方面悄悄地變化，兩者除了有相互對抗、斗爭和排斥的一面，其相互貫通、相互滲透、甚至還相互補充的一面漸漸引人注目。那時，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盡管有的沒能把握好方向，但有的卻在努力與時俱進。我們國家盡管也邁開改革的步伐，並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由於基本上是封閉半封閉狀態，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系的認識滯后，因而那時講的“中國化”沒有融入“當代化”元素。這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犯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理解有“教條化”傾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念本來是在反對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斗爭中提出的。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反對從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去尋找現成答案，強調它是行動的指南。但自國際共運大論戰后，黨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解讀漸有“教條化”傾向。這不僅強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論爭，跟論戰的對方一起“講了許多空話”，而且影響了國內的政治經濟決策。如1981年《歷史決議》指出的：這種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某些誤解或教條化，使一些決策顯得很有“理論根據”，“使我們把關於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當成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這樣，在主觀堅持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念，而實際所探索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卻陷入歧途。這是建國后黨的失誤的一個重要理論根源。

（《中共黨史研究》授權人民網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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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蔣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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