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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70年后的眺望與思考 (2)

陳晉王香平王健虎

2006年12月22日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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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志：生命奇跡之源

　　2003年7月，來自英國的兩位年輕人李愛德、馬普安，決定挑戰當年中央紅軍紅四團從安順場奔襲瀘定橋的速度：一晝夜240裡。結果，他們晚到了13個小時。也許他們並不清楚，即使他們真的在一晝夜內到達瀘定橋，和當年的紅軍奔襲也依然沒有多少可比性。當時的崎嶇小路現在已經變成了平坦的公路﹔紅軍沿途還作戰兩次，消滅掉一個營的川軍。

　　這實在是時過境遷的兩種歷史空間，由此呈現的也隻能是兩種生命狀態。於是，歷史永遠記住了1935年5月29日的那個清晨。一晝夜奔襲240裡的紅四團的勇士們，創造了空前的生命記錄。

　　有了這樣的生命紀錄，歷史，就從瀘定橋13根晃悠悠的鐵索上渡過去了。

　　半個世紀后，一位叫謝偉思的美國軍官，在瀘定橋邊慨然長嘆：“在近50年之前克服種種艱難而奪取這座橋的偉大紅軍戰士面前，每個人都會感到自己的渺小。”

　　生命是什麼？似乎每個人都曾追問這個古老而常新的“斯芬克斯之謎”。今天的人們會有或深刻或淺薄、或浪漫或現實的答案。

　　對70年前的長征者來說，他們的生命卻是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或許，是高山的懸崖絕壁，是江河的險灘逆流，是天空的變幻莫測，是草地的渺無邊際﹔或許，是槍膛裡的最后一顆子彈，是腰間系著的最后一根皮帶，是戰友糧袋裡的最后一把炒面，是雪山頂上的最后一口辣椒，甚至還是幾粒藏在風干的牛糞裡的青稞。

　　在這些實實在在的東西背后，始終有一個抽象的東西在支配著他們──那就是克服一切困難的意志！長征就是人類歷史上這樣一段特殊的生命旅程和意志的軌跡。紅軍的生命似乎永遠是非常具體的轉瞬即逝的一個生存機會，因而它是對生存意志的最嚴肅的一場拷問，也是對生命的物質能量與精神能量的一次偉大發現，並且為后人樹立了一個仰望生命高峰的界碑。

　　在1955年授銜的將軍中，有13位斷臂或獨腿的將軍。他們的故事告訴后人：紅軍長征前行的每個腳印，都在詮釋著英雄也詮釋著生命的含義。像長征這樣無后方依托供給、長時間長距離的行軍作戰，在世界軍事史上是極為罕見的。於是，有人把長征比作充滿苦難的煉獄。或許，正是在這煉獄中，生命的耐力與能量一次次得以延續和提升。

　　面對這樣的生命意志，死神有時也耗盡了耐性。

　　鄧穎超在長征途中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后來黨秘密送她去北平治療，發現肺部空洞都已鈣化，竟然不治而愈。這樣的奇跡在不少長征的幸存者身上都發生過。他們說，那時候不敢生病。不敢生病竟然就不生病或是很少生病，生了病竟然會自然痊愈──生命完全服從了意志。

　　對女紅軍來說，參加長征可能是她們生命中最悲壯也最光輝的一頁。他們有普通戰士一樣的經歷和遭遇：行軍、打仗，籌糧、籌款，抬擔架，做群眾工作，護理傷病員。由於女性的生理特點和需求，她們承受著比男人更為嚴峻的考驗。紅四方面軍工兵營政委王澤南憑一雙“解放腳”走過了雪山草地﹔紅一方面軍九軍團女紅軍楊厚珍則是拖著一雙小腳完成了長征。

　　長征中的一大奇觀，是產床與戰場相連，是新生命的誕生和戰士的犧牲並存。初步統計，長征途中誕生的孩子至少有十幾個。為了不拖累紅軍趕路，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不得不把剛剛生下的孩子棄放路旁。為了保護女紅軍陳慧清的孩子安然降臨，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帶領打阻擊戰的連隊犧牲了好幾名戰士。這兩種選擇，看似矛盾，其實並不難讀懂它們共有的真實內涵：都是對生命的最高意義上的尊重和敬畏。正是這種尊重和敬畏，使紅軍既愛革命，又愛孩子。革命和孩子，長征與未來就這樣交融在了一起。在當時的條件下，無論哪種選擇，都付出了人世間最崇高的犧牲。

　　長征之所以為長征，絕不僅僅是血戰湘江、突破烏江、四渡赤水那樣一種對戰斗精神的考驗，還因為長征所必須跨越的雪山草地對於生存意志和生命極限的最嚴酷挑戰。

　　開國上將楊成武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翻越夾金山的情景：“紅旗灼然似火，在雪的映照下分外艷麗。歌聲，馬嘶聲，震蕩著白雪皚皚的山谷，發出一陣又一陣歡快的回聲。實在動人心魄，非身臨其境莫能體會。”那一刻是神聖的。大的險難，必然夾雜著大的氣象，大的風光﹔不經歷險難，不絕地求生，就難以有這種身體和精神高度交融的生命感悟。

　　跨過雪山，迎面而來的是無邊無際的草地。在紅軍醫生戴正啟的回憶中，“草地太荒蕪，幾百裡，幾萬平方公裡沒有一點人跡，就好像我們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70年前的草地，是名副其實的吞噬生命的“死亡陷阱”。

　　在荒無人煙的地方，更要命的是缺吃少喝。前面的部隊把能夠吃的菜葉、莖尖掐光了，后到者就隻好拔草根了。在幾近於原始人的生存狀態下，煮吃身上的皮帶，便成為維持生命的最后一個機會。今天，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依然保存著任弼時在長征中留下的“一條未吃完的皮帶”。僅靠草根和皮帶，生命是很難維系的。據估計，各路紅軍在草地犧牲的有一萬多人，僅營級以上的干部就達48人之多。

　　班佑，是紅軍走出草地后的第一個大村落，在這裡流傳著許多紅軍故事：紅軍離開后，藏民看到很多房子裡都有死去的紅軍戰士，清理時發現他們的遺體都非常輕，一隻手就可提起，而且一拉就發生斷裂……這讓在生死問題上曠達自然的藏民困惑了很多年。

　　在這些悲壯的生命故事裡，人們知道了什麼叫“流盡最后一滴血”、“耗盡最后一點力”。每個參加長征的人真是提煉出了生命能量中最后的精粹，沒有精神支撐，生命也許早已枯萎了。

　　倒下的紅軍，帶走的是飢餓與疾病，留下的是奮斗到最后一刻的意志。對幸存者來說，這段生命的特殊行程則錘煉出更堅強的意志。

　　1975年3月，周恩來身患晚期癌症，他在一封向毛澤東匯報自己病情的信中說：“新出現的腫瘤正好長在40年前長征途中我在沙窩會議后患肝膿瘍病的地方，也正是主席領導我們通過草地北上而活到現在的。”1975年10月，做完最后一次手術的周恩來，讓鄧穎超為自己找來《長征組歌》的唱片。這組由長征時曾擔任紅一軍團第2師政委的蕭華上將創作的《長征組歌》，伴隨著長征領導人之一周恩來度過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時光。一位外國學者由此評論：“長征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一部生命的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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