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转变，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

（四）法国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曾把历史比作海洋，把历史的短时段与长时段分别比作大海的表面与深处，并将二者描述为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依此逻辑，如果我们想透过这十年发展的“表象”，探寻中国道路的“实质”，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国际国内的既定格局中，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中国已经迈入小康社会门槛，但这一小康却是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一方面，经济增长翻了近两番，另一方面，我们每创造1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物质生活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但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当此之际，经济社会发展把握得好，中国就能为全面小康奠定决定性基础，把百年现代化进程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把握得不好，就有可能走不出“历史三峡”，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已经跨入世界舞台中央，但在通往大国强国之路上，内部环境与外部局势的风险与矛盾，正日益叠加、互相激荡。国际贸易、消费方式、通讯工具的变革，市场放宽与资本流动，两极世界的终结以及新兴国家的经济政治崛起，让世界变得更为复杂。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实际上是首位将中国当作全球化体系一部分来管理的领导人”。当中国工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当广东乌坎事件吸引来大批境外记者，当国际油价的涨跌影响着北京“的哥”的心情，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与世界相连。在全球化时代“治理中国”，中国航船如何破浪前行？

（五）中国奇迹结束了吗？这个30多年来被西方人问得嘴角起泡的疑问，在这10年中，伴随着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被不停地提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0年间中国充满勇气的转变，引发了“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创造”的浩叹，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说：“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则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的时间使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一倍，而中国仅用10年就实现了。

危机，是考量道路模式的最好尺子。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久聚不散，当西方世界开始“为资本主义会诊”的反思，当“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声音再次响起，作为世界上唯一净资产为正值的大国，手握20万亿元主权资产，中国以高效的政府之手和灵活的市场之手力挽危局，以强大的组织动员机制举全民之力共渡时艰，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注入希望和信心。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答卷，成为“中国道路”近十年来卓越成就的鲜明注脚。

这是一个让世界惊叹的十年。中国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实际增长速度，经济总量一路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从第六大经济体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钢铁生产国、全球最大汽车产销国……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超过自我预期，也让世界有点不太适应。

这也是一个让国人感奋的十年。人均GDP从1000美元攀升至5000美元，一个千年农业大国的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数以亿计的网民活跃于井喷般增长的虚拟空间。取消农业税、普及义务教育，覆盖十几亿人的基本社保体系初步建立，一项项重视民生、倾听民意、保障民权的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写入党和国家的法律文件。“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政党宣言成为执政理念，“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理想化为执政目标。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能？走过十年，这样的问题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新加坡《联合早报》这样提醒：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较不具新闻轰动效应的故事——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

（六）从一定程度看，这确实可以称作是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这个故事给出了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要回答，叙述了一种新型制度文明发展完善的历程。

回顾刚刚过去的十年，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经历了北京奥运、上海世博的辉煌与荣耀，收获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惊喜，但同样遭遇了非典疫情的来势汹汹，感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波诡云谲，铭记了汶川、玉树、舟曲的悲泣悲壮，承受了发生在新疆西藏的分裂闹剧。

这十年，无情灾害一次次不期而至，突发事件一次次惊心动魄。社会主义中国依靠什么让“中国道路”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总结不同寻常的十年，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由此，不仅可以理解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宝贵探索，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艰辛实践，也能够更好地梳理从十六大到十八大这十年，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创新。

从“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从“三位一体”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从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十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新的发展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呈现出新的气象。

在分析现代化规律时，著名学者汤因比曾提出“挑战—回应”模式，认为现代化既是国家之间竞争的最大挑战，也是国家兴盛的最大机遇，关键是如何应对挑战、从困境中奋起。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中国抛弃了被动应对，选择了主动应战。有了科学发展观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社会主义中国未来发展的路径和前景更加明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世界上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进入了一个高潮。这看起来是巧合，但也不无内在的逻辑：理论上的不断创新，实践上的与时俱进，让这一深刻改变13亿人生活的制度文明充满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