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插画/许英剑
非常评
据《大河报》报道，人工天河红旗渠，是河南林州的一张“名片”。近日当地官方主办的红旗渠网，发出一则旗帜鲜明的“民意征集”——如果“林州市”改为“红旗渠市”，是否也能像大庸改张家界一样给百万林州人民带来不争的红利？此事一出，在当地在网上都引起热议。
地方更名，可别盲目争“名”夺利
改地名要经过严密的法定程序，且要付出切换成本，所以不可贸然而为。
虽说林州市改名“红旗渠市”，只是一个网站的“民意征集”，林州市委相关领导也做出回应，表示改名一事涉及林州大政方针，目前并未上升到政府层面，但基于调查网站的官方背景，再虑及近年来的地方改名潮，这不免让人浮想联翩：这一举动是否夹带着为当地政府“投石探路”、“预热暖场”的意向。
不可否认，红旗渠要比林州的名头响，而之前也不乏地方通过改名获取红利的先例，但若以此作为改名的理由，不免有些牵强。根据1979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有损我国主权和民族尊严，带有民族歧视性、妨碍民族团结，带有侮辱劳动人民或极端庸俗性质，以及其他违背国家方针政策等4种情形下才必须更名，而对于不是明显属于上述范围的可改可不改的地名，则明确规定一律不要更改，即便是纪念革命先烈，也要求一般不更改地名。
该《规定》总则部分还指出，“地名是历史形成的，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对待，以保持地名的稳定性”。据史料，早在金贞佑三年也即公元1215年，便有林州之地名。而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史名称的出现要比前者晚700余年。1994年林县更名林州市，而不采用“红旗渠”的名称，保持历史地名的传承，就是个重要原因。
况且，更改地名有着极为严格的审批程序。根据上述《规定》，“地名的命名、更名要慎重对待，要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走群众路线，严格履行审批手续，不得擅自决定。”可在该网站“民意征集”说明的字里行间，带有强烈的倾向性、诱导性。它纵然收集了部分网民的意见建议，但也只能代表部分人，不能作为林州市民的集体认同，或是逐级向上呈报、由国务院审批的依据。
更何况，更改地名也需要付出不菲的名称切换成本。一个地方改名，是个系统工程，它意味着居民身份证、户口、单位名称、公司公章、地图等都要改。谁能肯定，改名后的红利抵得上这笔成本？而公众作为成本分担的“受体”，又该由谁来进行利益补偿？……这些附带性问题都决定了：地方改名须审慎评估、周全考量，切不可为争“名”夺利贸然而为。
□雨晨（法律学者）
别对改地名抱有“负面想象偏好”
“穷则思变变则通”，对林州等地来说，改地名或许就是契合发展所需，它本无可厚非。
地名说改就改是劳民伤财，是自断文脉，是想揠苗助长的政绩冲动……“林州市”改名“红旗渠市”的相关调查出来后，激起一片争议与批评声。地方想谋发展得先勤修内功，不可搞投机，话是没错。问题是，谁说“修内功”跟“换包装”就是矛盾的？它背后承载的发展焦渴，又有谁来纾解？
事实上，我在某门户网站的跟帖上，就看到有些当地网民对更名建议表示支持，认为“改名也是生产力”“为嘛要一棒子打死”。尽管这未必就等于当地普遍民意，但无法排除舆论风向跟当地民意不一致的可能：毕竟，看客式“坐而论道”未必就能理解局中人的想法。
人也好，地方也罢，名字虽是个符号，但不是简单的阿猫阿狗一样的代号，而包含着文化认同。应看到，就知名度来说，林州远不如红旗渠有名，走出林州的林州人总拿红旗渠来注释林州的地标也挺尴尬。既然如此，希望家乡有个响亮的名字，本是种朴素的情结，有何不能理解呢？
是的，地方更名多离不开“知名度”背后的利。可逐利本没什么不好，地方立足于经济建设不是什么原罪，只要契合民意、程序得当。而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县一级以上地方改名的并不少见：1988年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1994年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2001年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2010年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都是迎着争议却收获红利，呈现出“臭豆腐”效应——闻起来臭但吃起来很香。这样的经验，未必不可复制。
要注意到，这些地方所更之名，或用著名景点来替代，或还原历史悠久的称谓，共同点是用更知名的地标取代原有的行政区划名称。到头来，这既有利于地方文化标志的“软推广”，也更方便记忆地名，避免出现空间上的错觉和指代上的混淆。
“穷则思变变则通”，对林州等地来说，改地名或许就是契合谋发展所需，只要遵循了法定程序，经过了缜密的利弊权衡，就无可厚非。当然，其前提也得是化争议于事前，将决策依据与成本考量等以“政务台账”的形式公之于众，并接受审查、评判、批准等机制的许可。
□房清江（地方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