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哲
15日，一则消息迅速在互联网发酵：当天上午，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再审判决，撤销内蒙古高院（1996）内刑终字第199号刑事裁定和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呼刑初字第3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
笔者本想在消息后写一句：“至此，呼格吉勒图案尘埃落定。”但尘埃分明并未落定：酿成错案的相关人员如何追责？错案发生的机制性原因消除了吗？这恐怕也是人们非常关心的。
回顾呼案及再审的过程，没有人能感觉不沉重。18岁的呼格吉勒图只调查审理60余天就被草率处以死刑，2005年10月，系列强奸、抢劫、杀人案嫌犯赵志红交代了其1996年在呼市一公厕内犯下杀人案，与呼案高度吻合。9年后的2014年11月20日，内蒙古高院向呼格吉勒图父母送达立案再审通知书。
整整9年，充满疑云的呼案才进入再审。中间发生了什么？媒体披露的两个细节耐人寻味：每当内蒙古政法委研究呼案，内蒙古高院派出的参会人员总是此案的二审审判长；大力推动此案进展的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说：年年两会，呼格吉勒图的父母都会站在会场外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寒地冻中，默默看着与会代表委员，而记者也不能上前询问……我们知道，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做出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确定了“疑罪从无”原则。而直到21世纪相关方面坚持不予再审的理由仍是：此案无新证据证明原告无罪。
“阻梗”的结果不仅是一起证据严重不足的案件无法再审，公民冤魂无以昭雪，更是整个司法公信无可挽回的流失。人们在这种“阻梗”中感到的是无奈，是法律的无力，是对有法必依的不信任，是遇事“走后门”、“找领导”，信奉“批条大于法律”。这些典型案例的境遇，对人们的法律信仰、对全社会法治状况的损害，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这合法合情合理的结果，来得太不容易。在此案的再审中，社会各界近乎沸腾的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阻梗”的结果是，我们很难辨别这是法治的胜利，还是面对汹汹民意的临时让步。如果人们从中得出结论：需要倾尽社会舆论资源才能换回“正义”，这样的“正义”有几人能够承受？
值得欣慰的是，与某些法治逆流相拮抗的是，法治化潮流也在有力奔涌。且不说“依法治国”成为上下共识，且不说“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已固化为法律条文，且不说刑讯逼供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单就呼案来说，普通干警积极对媒体传递客观信息，有人像完成使命一样把真凶“偿命申请”复印后送给写内参的记者，内蒙古检察院一直都在推动再审……宛若悬疑大片中的剧情，印证着一个时代主题：公平正义，人性所寄，人心所向。
从错案中激发出善良和闪光的人性，努力找寻“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最佳途径，或许这是最可告慰呼格吉勒图的魂灵的，也是我们这个民族义无反顾奔向法治社会的本质动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法律回归法律本身，社会进步的代价就会小些、再小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