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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谁家有个红白事,在自家院里搭伙起灶待客,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不过,这样的流水席将得到规范管理。日前,河南周口市率先在全省出台《关于周口市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对农村集体用餐做出相关规定。要求农村聚餐达40人以上者,需要报告备案；200人以上者,需要由食品安全专业人员现场指导。通知还要求,农村流水席的厨师应办理健康证,饭菜食品要实行留样。(10月29日《大河报》)
农村聚餐需报备,该规定一经曝出便招来轮番非议。舆论责难之声,大致集中于“涉嫌歧视”“流于形式”两个层面。其实,类似举措并非没有先例,然而每次都是争议不断、不了了之。既有前车之鉴,周口竟还步人后尘,着实让围观者困惑不解。出台此类新规,虽以“确保农村食品安全”为由,但终究有“干涉太宽泛、手段太简单”之嫌。
从过往案例来看,动辄宴客百人的农村聚餐,确实游离在有效监管之外。而由此引发的集体中毒事件,也的确时有发生。所以,加强对农村食品的安全监控,应当是毫无争议的共识。只是,采取何种手段来实现上述目的,却颇费思量。无论如何,如周口这般推行“报备制”,想必作用有限。因为,此举更多属于“信息收集”的范畴,便于事发之后展开调查和追责,却无助于在事前预防风险、排除隐患。
除了“报备”,周口还要求200人以上的农村聚餐,需由专员现场指导。可以预见的是,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同样会遭遇尴尬:在亲缘共同体聚集的乡宴上,官方派驻的“专业人员”,只会被视作格格不入、指手画脚的“外来者”。很可能,他们会被漠视、被抵制,或者被打发。说到底,以政府权威兜底,生硬地将公共管控势力植入乡土语境,注定会引发强烈的排异反应。
围绕农村聚餐的报备之争,实则指向一个根本性议题:如何实现现代文明、公共治理,与农村传统、乡土圈子的温和对接?很长一段时间内,职能部门高举“目的正确”的大旗,强势改造并重塑着农村生活的形态,反倒落得事倍功半的结局。此次周口的“新规”,想必又会成为一个经典案例。在一系列试错与纠偏之后,我们理当确信,实现乡土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共洽,务必需要更多的尊重、耐心和策略。
以食品安全问题为例,有效管理农村聚餐,显然不只是报备、派专员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以理念推广开道,通过“现代卫生常识”的深入人心,来培育村民自发的安全意识；而除此以外,职能部门所要做的,则是遵从乡土之内的身份秩序和认知逻辑,充分动员、鼓励“适合的村民”,来共同投身到这场“乡宴文明化”运动中来——将外来的、强加的管控,变成一村之内自觉自愿、自我参与的行为,才能发挥最大效用。
任何试图改造农村的努力,都必须以对乡土格局的充分理解和运用为前提。周口事件,不过是再证了这一判断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