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潜之
近日,多名院士、大学教授因身陷科研经费腐败丑闻被查,科技投入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热议话题。与此同时,《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获批,有力地回应了公众关切。有专家称,这一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我国科技投入的管理将出现历史性转折。(10月21日《新华每日电讯》)
资料显示,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科技支出超过5000亿元,而1978年这一数据仅为52亿多元——不到40年,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增长了近100倍。科研投入的增长,在近些年呈现出喜人景象,但与此同时,科研腐败和科研注水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以至于有人痛心发问:科学家们怎么在曾经孜孜以求的科研经费面前倒下了?
对于这组数据,我觉得有两个背景信息需要留意:其一,科研经费乱象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了,这些年科研经费多了之后浪费惊人,在过去科研经费捉襟见肘之时候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其二,财政经费“跑冒滴漏”现象,不仅存在于科研领域,其他政府拨款的项目中也大量存在,有些甚至比科研领域更严重。
结合这两个背景信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前科研经费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其根本原因不是钱太多(事实上我们的科研经费总体还是太少),更不是科学家集体性堕落(虽然不排除个别人有此情况),而主要是一个科学管理的问题。
道理很简单。科学家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有智慧的一群人,既然他们能精确地把卫星送上月球,管好5000亿元的科研经费,想必也不是什么难事。但问题恰恰在于,科学研究工作与科研经费管理,奉行着几乎完全相反的逻辑顺序。
科学研究奉行的是“共荣原则”,它是以最优秀人的水平为代表的。一个拔尖人才的一项科研突破,代表着一个群体的科研水平,让大家都觉得“与有荣焉”。然而,科研经费管理适用的恰恰是“木桶理论”,它总是受最差的道德、品质和行为的约束,即使多数人是自觉的,但也不能忽视那些最差的人的表现。
有人认为,科研经费的管理者必须是一个“恶人”。这个“恶”,不是说管理者的品质低下,而是他在被管理者面前应该是一个不讲情面的人,追求“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更重要的是,他假设被管理者都可能有潜在的人性缺点,而管理的目的就是让不自觉的人无从下手。
因此,科研经费存在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管理学命题。这跟科学家的能力以及总体品质,并没有太大关系。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管理制度,即使再聪明的科学家,恐怕也不能做到毫无纰漏,因为漏洞无处不在,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哪条是正确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科学家自己管不好科研经费,更多的还是管理的导向没有做到明确具体、奖惩分明。
可以看出,此前媒体对科研经费的批评,最终指向的不仅仅是揭露和批判,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和关切,呼吁完善的监管制度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出台,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既是一种约束,更是一种保护。通过约束少部分人内心的“小恶魔”,能够保护执着科学研究的“天使”。
一个管理方案的出台,能够回应民众的一部分关切,解决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让科研经费回到其科学属性。不过,除了用制度约束不自觉者,防止出现“一个课题报销一千多张火车票”的乱象,还得要创新分配方式,让更多具有探索精神的突破性科学研究得到支持。毕竟,有效率才是最大的节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