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琼
8月31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有“经济宪法”之称的预算法获表决通过，完成了20年来的首次大修，将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这种“惊心动魄”，不是认知上的冲突，而是实现上的艰难。国家的“钱袋子”要由人民来掌管，“怎么花钱”要由人民说了算，公共财政要放在阳光下，这早已是在社会各个层面都已普及的常识性结论。但在现实层面，落实这样的原则仍然阻碍重重。与预算紧密相关，很多人都能随口说出三公消费居高难下，“小金库”、豪华办公楼屡禁不绝的老大难，还有土地出让金封闭运行、地方发债“合理不合法”的新问题。
酝酿十年，跨越三届人大，历经四审，社会意见征集收到近33万条，超过个税修正案创下的23万多条的纪录。“由过去的政府管理法变成了规范政府、管理政府的法”，预算法修订经历的历程，充分显示出改革深水区的特征：一方面社会呼吁强烈，一方面现实推进艰难；一方面想实现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方面又往往因为要动全身而难牵一发。
“强化预算约束”是今年6月中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的改革方向和改革精神。改革力度的加大，改革时间表的催促，让预算法修订紧扣了改革的脉搏、社会的关注，牵住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实质上也是这样，社会普遍质疑和诟病的公共财政不公开、不透明问题，都要归结到对预算有没有严格的制度约束，社会对预算的监督是否有效的问题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政府在公共预算上自由度过大，做不到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那财政收入预算外运行、公共资金随意支出等等症结就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钱怎么花的背后，是权怎么用的问题。用法的形式明晰“钱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的规则，表面看是法律文本的修改，实际上是对权力运行公共性不足、规范性不够的纠正。法治政府和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法律文本上的进步还是相对容易。压缩政府的财政自由度，时时处处都受到社会的强力监督，是实实在在触动利益和限制权力的改革。其中既涉及部门利益、个人利益等复杂纠葛，也涉及旧的行为惯性扭转、公共管理能力和政策落地效率的提升，每一步都在决定着接近目标的节奏。法律确立以后的考验，更加巨大。
著名经济学家J·熊彼特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精神、它的文化水平、它的社会结构、它的政策所部署的行动，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东西都被写进它的财政史之中……谁懂得如何倾听它的信使的声音，谁就能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加明了地识别世界历史的雷鸣。”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它与经济制度的作用发挥、国家民主法治制度的构建等几乎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密切相连。每一次财政改革都是那样的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深深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和进程。
今天的财税体制改革，尽管已经走出了世界历史上那种血与火的斗争，但是它所显示的法治国家的方向，它所体现人民权利充分实现的目标，我们还要一刻不停顿地、义无反顾地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