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
原本民主自治的领域，缘何还会出现权力的肆意妄为呢？说到底，还是自治中的民主监督机制失灵。
宗族大佬把控村务、地产集团低价拿地、政界高官权力庇护……一幕现实版的《窃听风云3》在广州冼村上演。日前，7名村干部涉嫌贪污受贿受审，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被“绊倒”，暴露的城中村改造腐败令人震惊。
号称广州“最繁华”城中村改造，帷幔之下却是不堪的利益黑幕。高官庇护、村官出地、房企出资，组合成完美的“腐败铁三角”，折射出与村级民主自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原始生态”：权力的上下勾结，官商的利益勾兑，所谓的民主自治已名存实亡。
冼村只是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因为制度的乏力，巨额利益的诱惑使得城中村改造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甚至衍生出权力的黑恶化现象。很多地方的城中村改造，由村委会与企业合作，一开始就没有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村民民主表决往往沦为“空投”，极易滋生村官腐败，并因为触犯村民利益而引发大规模上访或群体性事件。
原本民主自治的领域，缘何还会出现权力的肆意妄为呢？说到底，还是自治中的民主监督机制失灵。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以来，以村民选举为基础的村级民主化呈强势扩张，但平时的村民自治往往烙上深刻的家族利益或个人利益痕迹，村干部个人谋利的冲动在缺乏严格的制约监督下，很容易蚕食村民和集体的合法权益。
在冼村的案例中，“一言堂”“家庭会”架空民主决策，变相剥夺村民对于重要事项决策的权利，以减少村班子操盘卖地的阻力。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这样的村干部没有及时被依法罢免？为什么村民不能对官商勾结进行监督和制止？为什么村民的权利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济？由于民主参与机制的轮空，村民自治的权力实际上集中到村干部身上。而村官一旦当选就大权在握，成为难以监管更难以罢免的“肥缺”。这样的自治环境，如何能让权力在巨大利诱面前不为所动。
可见，预防城中村改造腐败也好，实现村级民主治理也罢，关键是在直选基础上实现民主的决策、民主的管理和民主的监督。而只有细致的民主程式和救济机制，在选民与村干部之间建立起监督制约关系，使村民意志不会被“代表”，使村干部任何违背村民意愿的行为都会受到村民的实质性约束，才能确保自治的公权不被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