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让和平永驻人间

（四）维克多·雨果说过：“永远不要忘记周年纪念日，开展纪念日活动，如同点燃一支火炬”。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历史的火炬，照亮我们的未来？

关于一战反思热潮的兴起，最直接的原因是战争的影响惨痛而深远。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百年前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格局深刻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战胜国与战败国均遭到重创，欧洲文明涂炭。德意志、奥匈、沙俄和奥斯曼土耳其四大帝国土崩瓦解，导致全球力量重心的根本性转移，欧洲的相对衰落和美国的“强势崛起”，开启了20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版图。

国际社会需要以史为鉴。然而，一些学者与政客炮制出“一战重演论”，把中日关系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相提并论，把当前的东亚局势与一战前的欧洲局势联系起来，暗示中国崛起将打破地区与国际秩序，把世界带入另一场大战的深渊。这种牵强附会的类比看似无意，实则有心，利用国际舆论对和平的期盼，将对战争的担忧与矛盾的焦点引向了中国。“一战重演论”正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翻版。

百年一战，百年沧桑。当前世界战略格局、力量对比和国际秩序较之百年前已全然不同，但一战暴露出的霸权争夺、零和博弈等旧观念仍未退出历史舞台，强调所谓“均势”和“绝对安全观”等西方论调依然以真理自诩。这也是为什么值此一战百年纪念时刻，世界对和平与发展的呼声如此强烈。

均势，是一个建立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国际关系学概念。其逻辑是，均势被打破，战争随之而来。在打破均势的诸因素中，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被西方国际关系教科书屡屡提及。自一战以来，“大国冲突”“大国悲剧”“大国对抗”这些概念已经深植于西方对世界的看法之中。一战百年，西方舆论出现借一战比照中国的说法，就源于这样的历史观。

然而，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由单极向多极过渡的新时期，欧洲的历史经验再也不可能成为唯一解释现实问题的“黄金定律”。尽管如此，自19世纪逐步建立并被视为全球通行的“西方标准”，不可能痛痛快快地“退位”。特别是美国，甚至不再满足于均势，开始追求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绝对安全”。在他们的眼里，目前美国所享有的相对优势绝对不允许任何势力加以改变，美国的统治地位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撼动，为了保持这种“绝对安全”，甚至不惜使用一切手段，遏制可能挑战其地位的力量。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会招来如此多的质疑、敌视和围堵。面对“另一条道路”朝气蓬勃的发展，近20年来，西方或是故意夸张“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或是刻意强调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崛起没有引发战争”；或是反复渲染“国强必霸论”。这些舆论攻势甚嚣尘上之时，正是中国快速发展，并通过北京奥运会、汶川抗震救灾显示出制度优势的时候。观点中所暗含的意识形态偏见，成为多种多样“中国威胁论”的思想基础。

（五）毋庸置疑，中国坚持自己的道路并取得卓越成效，动摇着西方的制度自信。中国的出现，从根本上颠覆了他们的历史逻辑。悲观由此而生。他们怕的不只是一个不断强大的中国，更怕的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有外国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的“大国悲剧”大多发生在欧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只是地方性理论。但美国和西方却把这地方知识视为普世的真理，并且在实践中十分相信。

从本质上看，这源于西方对一个不得不分享其主导权的多元世界的悲观，源于西方对其历史模式不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悲观。当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力量和国际体系的正能量。这是百年历程最为激荡人心的变化，也是一些西方守成大国不愿面对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时代的潮流，不可阻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在今天的世界，“均势理论”只能导致国与国之间军事准备的不断升级，“绝对安全”本质是一极独大的霸权思想。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以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否则，就会像哈萨克斯坦谚语说的那样，“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

还记得去年三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其后，他又多次强调，“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

这是基于对当今国际格局深刻洞察的战略思考，是社会主义中国对人类文明走向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殷殷期望。

（六）误用历史是一种罪过，而滥用历史更甚。用一战的历史经验“套解”今天的中国，掩盖了真正应当从这场大战中汲取的教训，它有可能带来两个危险。

第一，它有可能让人们忽视日本右倾思潮的复活。

不久前，反战代表作《安妮日记》在日本图书馆中被撕毁。以色列驻日大使康露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虽然是某些特定的个人和团体所为，却反映了日本社会整体的态度和氛围。”

右倾思潮与战争有直接关联。它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土壤，是帝国主义情结的酵母。一战时的日本就如同一个浸泡在右倾思潮中的发酵体。没有这一发酵过程，不可能有后来的侵略战争。二战结束后，日本右倾思想的“发酵池”没有被清洗干净。在两强的冷战对峙中，日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遮掩历史疮疤的借口，却失去了在反思中重新认识自我的机会。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成为亚洲无法实现和平发展的最大祸根，这是我们在纪念一战百年时必须清醒看到的。

今天的日本，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安倍试图重新武装日本的举措，与那些举着纪念希特勒标语牌走上欧洲街头的极右分子之间，似乎有着一种默契。一旦跨过“修宪”“建军”“重整军备”这几道门槛，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会不会隆隆发动？

警钟必须敲响。保持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高度警惕，认清日本试图掩盖重新武装的真实目的，坚定不移地遏制军国主义的复活，亚洲和平与世界和平才会有保障。

第二，用一战的德国比照今天的中国，还会带来另一种危险——战争预言的自我实现。

一战的教训告诉我们，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念力量极为强大，它会一步一步地把对立方引向战争的深渊。

修昔底德说过，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无可避免，是因为“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这就是迄今仍然在决定着西方对中国发展认识的“修昔底德陷阱”。其危险在于，它看上去似乎是在提醒人们对战争做好准备，实际上却是在增加战争的必然性。“有关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观念可能会产生自我实现的后果。”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分析为什么一战不会重演的原因时，这样提醒世人。

正确反思一战、吸取教训的关键之一，恰恰在于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避免在世界制造冲突、隔阂与对抗，导致两败俱伤，只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