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嵎生
60年前，在中印缅领导人共同努力和合作下，催生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是一个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反帝反殖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冷战已拉开序幕、美苏争夺世界行将开始的时代。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那个时代的需要，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反对干涉内政；对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对推动不结盟运动、促进平等互利合作等很多方面，都发挥了历史性作用，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演变。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但冷战并未真正结束，冷战思维仍像幽灵一样在世界、特别是美国和一些北约国家徘徊，世界仍不太平，甚至很不太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然是人们应对冷战政策行为的重要“武器”，而且随着时代变迁量变进程加速和发展中国家大面积兴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也更丰富了。
邓小平继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之后，1993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前，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的问题。他说，本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扔了两颗原子弹，其它冲突和局部战争不计其数，把这个大好世界搞得乱糟糟的。两极格局和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同时也爆发了许多地区冲突和错综复杂的矛盾。现在离本世纪结束还有好几年，如果经过我们的努力，克服困难，排除障碍，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那么世界人民将会感到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好事；如果进入21世纪后，世界还是呈现出一个乱糟糟的、没有安全感、经济艰难的局面，我们就无法向世界人民交代。这是我们这一代领导人必须认真探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历史注定我们要承担这样的责任。
当时中国领导人在西雅图APEC会议上的主旨发言就是根据这一指示做的，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近两三年来，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继承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新形势下的适时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也是中国“外交新政”和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决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也向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大国释放了中国的善意和诚意，牵动着全世界人民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殷切期盼。
现在中俄已经建立了牢固的“新型大国关系”，而且颇具时代特征。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向着“新型大国关系”迈进，也颇具代表性。中国还正在同“金砖国家”一起，朝着新型大国组合方向发展，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中美两国领导人也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方向取得了共识，尽管美国方面目前仍在对中国“两面下注”，但主张“正面下注”的有识之士日益增多，还是令人可以谨慎乐观的。
构建“和谐世界”和“新型大国关系”，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顺应时代潮流，更上一层楼，深入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时期冷战思维和冷战宣传的照妖镜，也是对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旗帜鲜明的否定。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