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权
面对“五四”遗产，当今的青年其实需要切实地反思：应葆有梦想，要多读书，多思考，多力行；要去暮气而取锐气，同时在锐气中形成沉潜的理性。
不知不觉间，又一个“五四”已来临，距其百年里程碑又接近了一步。“节日”的目的，总是为了表示纪念和重视的。因此，“五四”的“九五”诞辰之际，与其泛泛地说一些空话，不如先追根溯源，缅怀一下历史上的“五四”。
我们所纪念的革命史上的“五四”学生运动，其实并非一个突发的事件，而是晚清到1917年白话运动以来一系列思想启蒙运动的结果。从严复翻译《天演论》，以及梁启超提出“新民说”“少年中国说”，早期的现代思想家们已经明确地将进取的精神、国家的命运、国民的理念等中国传统中并不十分强调的现代概念融合到一起。正是由于认识到“思想革命”的必要，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了《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从而揭开了五四文化运动的序幕。
在“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下，“五四”成为了青年的黄金时期。理想和激情，是他们共同的标志，即便如当时白话运动的反对者，“倡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派，也同样如此。自古英雄出少年，他们共同构成了五四灿烂的星空。
但五四知识分子，对青年的看法其实是有着很深的忧虑的。中国是文明古国，固然可以引以为豪，但青年也就不免因袭着历史的重负。所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开篇就讲，“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鲁迅说“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朱自清在《论青年》一文中则说：“但是看看这时代，老练的青年可真不少。老练却只是工于自谋，到了临大事，决大疑，似乎又见得幼稚了。”
历史经验是充满智慧的。在新的世纪，我们依旧能看到青年身上“暮气”和“锐气”的分歧，甚至较一个世纪前更为尖锐。一方面，是“五四”的研究者钱理群的批评：现在的大学培养的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另一方面，则是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较有影响的毕业典礼讲话，他说，复旦培养的，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自由”如陈寅恪所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应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而“无用”，则是指“对身边现实功利的有意疏离”。
因此，面对“五四”遗产，当今的青年其实需要切实地反思：在一个容易急功近利的环境里，我们应葆有梦想，要多读书，多思考，多力行；要去暮气而取锐气，同时在锐气中形成沉潜的理性。这才是青年之福、国家之福，也才是我们今天纪念“五四”的最佳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