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陕西商南县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因在该县“广场问政”现场被证实私设小金库，经报县常委会，会后被当场免职。
这是该县第六次“广场问政”，却是全国首位因“问政”被当场处分的官员。问政由来已久，不管是电视、网络等传统媒体，还是广场、领导接访等形式，都已不新鲜。在湖北武汉，官员们在电视直播中迎接市民“问政”，有人哑口无言，有人汗流满面。也有部门和官员开通微博后，因不当言行被网民或者“拍砖”。懒政之问不穷、失职道歉不断，如果不处分，问政变成走形式，有规定无落实。如果光处分，只能见干部“前仆后继”，老大难问题久拖不决，问政终成弊端。
从表面看，问政能解决的，或者只是一时一地易见之难，对于跨部门区域、根深面广的老问题，还是缺乏有效的处理方式。问政走红，从表面看，是新时期推广群众路线所带来政治环境的改变；从深层说，是以往“父母官”的管理模式遭遇了现代治理新难题，在日益提速的社会运行速度面前，以往的老爷车速度太慢，鞭长莫及。
我们应当看到，通过广场问政，公权力的运行方式和职责范围被清晰的呈现，这对于所有参与问政的市民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政治训练和启蒙。但是，现场撤换官员是否合乎程序规范，现场召开的县委常委会紧急商议就进行免职是否失于急躁。
此外，既是在问政现场公布，又有暗访视频佐证。可见该县疾控中心的毛病由来已久，选在问政现场公布处分决定，难免有作秀之嫌。初看来，该县已将“广场问政”作为干部监督的有效途径。但“问政”方式多种多样，何止广场一种？组织监督、党内监督、民众监督、媒体监督，哪种都能成为问政的有效渠道。
我们需要的是制度和程序上的正义，否则，除却广场，问政难有其他途径；若非聚集民意，对政府的权责追问难以明晰。不难看到，就行政决策而言，相当数量的城市没有出台行政决策程序规范，部分城市的规定也是形式大于实质；对决策的合法性审查流于形式，对决策刚性约束不足；专家的论证缺乏独立性，易被操纵。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一些地方离法定要求差距明显，没有做到常规化和长效化，公开信息碎片化、短期性和滞后性问题严重。
而解决好这些问题，比举行一场举国瞩目的广场问政更难，更需坚韧的耐心和努力，但这或许才是真正迎合民意所求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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