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
“秘书”渐成舆论关键词。上个月,“曲阜市级官员不配秘书”的新闻引发关注。在曲阜之前,云南、广西、河北省平山县也在去年下发通知,要求取消当地的专职秘书。而早在2003年,四川全省就取消了市、县领导专职秘书近2000名(4月28日《新京报》)。
在现实生活中,秘书这个职位,似乎早已超越现行的科层设置,而成为一种十分独特的政治现象。无论是从“河北第一秘”李真的成长轨迹,还是从诸如《二号首长》之类的官场小说看,均使人看得眼花缭乱,甚至对这一职业产生某种遐思与联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秘书这一职业?又该如何切实遏止秘书腐败?
首先,秘书并不神秘,更不应该被妖魔化。尽管近年来落马高官中,不乏像李真那样高级干部秘书的身影,但总体而言,仍属于个别现象,不能特别夸大这种现象。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所言,事实上,还有很多领导对秘书严加要求,还有大量秘书出身的优秀领导干部存在。客观而言,作为现实政治中的一种存在,秘书不是腐败的天然代名词。
其次,尽管秘书腐败中多有个人“拉大旗作虎皮”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还在于领导的放任,很多时候,秘书不过是领导的影子而已。通常,人们会讲,某某秘书有恃无恐,可见,肆无忌惮、到处伸手的根源,仍在于有所倚恃。比如,陈希同秘书陈健、王宝森秘书闫振利、陈良宇秘书秦裕、谷俊山秘书乔希君、刘铁男秘书王勇等,都是例证。
也因此,若想真正遏止秘书腐败,斩断秘书滥权的黑手,不能仅仅止于取消秘书,更不能将秘书这一正当的职业妖魔化。
秘书的职责主要是协助领导处理日常事务以及决策参考等,一刀切取消,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很有可能,名义上取消了秘书,实际上还会以其他方式继续发挥作用,比如,岗位名目稍稍变化一下,但所从事的工作还是以前的秘书工作等等。
与其取消,不如将官员以及秘书的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严格规范,强化约束,使之不能随意滥权、越权。事实上,这些年来之所有出现部分秘书干政、秘书腐败的现象,正在于权力运行中的严重失范、失序。“河北第一秘”李真为何能左右官员升迁?只能说,彼时彼地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官员很难正常升迁,而只能依附于权力之手的播弄。
具体而言,一方面,应该依法约束各级领导的权力,一切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赋权行事,特别是要克服随意性和非常态的权力行使,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限制其自由裁量权,让权力在阳光下公开透明地运行。这样,也就能够减少黑幕,减少秘书幕后操作的可能。这其中,关键在于约束领导的权力,使之管好身边人,不能将公职作为个人予取予求的工具。
另一方面,还应该强化监督检查的制度,任何一个职位都不能超越法律规定,游离于监督之外,而应该纳入权力的框架之中。有论者指出,十八大以后反腐力度超过以往,但秘书群体并非腐败多发、高发群体,根源正在于反腐的制度化建设大大压缩了秘书的设租寻租空间。
总之,权力运行越规范、越公开,则官员就会越少机会腐败；权力监督越健全、越严密,则官场就会越来越风清气正。不独秘书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