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颖余
“常识”一词稀松平常，却绝非简单。早些年，香港文人梁文道以《常识》为名出了一本随笔。在他之前，作家阿城有一本薄薄的小书《常识与通识》，也曾风靡一时。当然，历史上最有名的《常识》当属英裔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的这本小册子广为流行，极大鼓舞了北美民众的独立情绪，是《美国独立宣言》的思想源泉之一。
常识并不易得。按潘恩的说法，是“为人所应当知晓或普遍接受与认同的知识、信息、观点等”，但人不可能也没有精力获得所有知识、信息和观点，因此，所谓的常识，实际上是一些共识性的东西，它也由此构成一个社会的基础，支撑着道德、法律和社会的运转。
哪些常识是“应当知晓”、“或普遍接受与认同”的，不同的社会一定有不同的解读。潘恩在《常识》中所讲的要是大家早已知晓的价值观，当年的人们也就不至于如此激动了。梁文道的《常识》之所以引起不少人共鸣，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一些常识还埋在地下，一些常识是断裂的，还有一些常识与另一些常识之间是矛盾的——常识有时就是这样让人头疼。找到能成为社会共识且适应时代需要的常识体系，使之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价值基础，其实并非易事。
常识既不易得，且有相对性和历史局限性，那么对常识的习得、研究和更新，就是必须的，此之谓常识教育。今人少用常识教育一词，但通识教育则早已为人熟知。窃以为，常识与通识并无明显区分，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常识教育庶几等于通识教育。
有关通识教育，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在1941年就有精辟论述。他认为，大学教育应当通专结合，但应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梅贻琦“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教育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针对性。今日之大学教育，过分功利化和专业化，而忽视了人自身的教育，尤其是涉及个体心灵生活和现代公共生活的基本知识的掌握，以及基本的人文素养教育等。人文素养，扪之无形，扣之无声，却渗透在个体的生活和情感中，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整体人文水准和生活品质。以人文素养教育为核心的常识教育，能不重要？
放眼当下社会，乐于助人的乐善好施，“常回家看看”的礼义孝道，过马路时的“红灯停绿灯行”，这些，莫不是我们该有的常识。然而，面对街边摔倒的老人，留守家中的年迈父母，周围凑够一小撮就过马路的行人，我们的选择和行为又是怎样的呢？
常识的习得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内化和浸润的过程。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常识教育，应像中国足球一样，从娃娃抓起。
途径之一，从小引领孩子阅读、学习各种经典著作。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为社会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
在一个“刷屏”时代里，常识教育听起来多少有些异类，但也正因如此，常识教育才显得尤为迫切。常识不能取代道德、法律，但却有着法律、道德无法取代的功效。一个人人都拥有常识的社会，当然也会有自己的问题，但它较容易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因此其底线至少是稳固的。在我们这个底线不停地被挑战的时代里，是时候补上常识教育这一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