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铭生
近年来，因征地而起的流血冲突事件屡屡进入公众视线，一些暴力拆迁事件背后，有着事关开发商、地方政府的暴利作祟。一些地方官员因强拆而获绰号，如“季挖挖”、“孙善扒”、“李拆城”、“耿拆拆”……（《京华时报》3月30日）
因在成都大力推进拆迁而被坊间称为“李拆城”的李春城；被老百姓称为“季挖挖”的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孙善武在担任洛阳市领导时，被群众称为“孙善扒”；时任普洱市委书记，将“同意搬迁大大地好，不同意搬迁大大地坏”语录挂在嘴边的“拆迁大佐”沈培平……这些绰号背后，透露出当地市民强烈的愤懑与怨气，也折射出百姓权利的贫困。
按理说，一座城市该不该挖、扒、拆，怎么挖、扒、拆，其决策的程序应该是先征求民意，再走集体决策，甚至要走人大程序进行审议，但为什么某些地方有时一个市委书记或市长，就能决定一座城市建设与管理的走向？只能说，“季挖挖”、“孙善扒”、“李拆城”这样的官员权力过大且不受任何约束，百姓的权利则过于式微、贫困。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张狂，甚至会吃人。
多年来，一些地方不仅上演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雷语”，也上演了“极尽能事”的拆迁悲剧，令人一再错愕。譬如，“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强拆是我们在全世界牛X的资本”；“不强拆，知识分子吃什么”……这些“雷语”折射出一些官员已习惯于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每每先声夺人地强调这样一个行政理念——强拆有理、强拆有利；凡是反对拆迁的，就是社会经济的“绊脚石”，就是对抗政府。
至于拆迁悲剧，更是触目惊人。强拆的闹剧，将一些被拆迁户的权利、法律的尊严一次次碾压。或许有人认为，拆迁横行的根由有二，一是畸形政绩观在作祟，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有关；二是，暴利驱使。一些暴力拆迁事件背后，有着事关开发商、地方政府的暴利作祟。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性与民意、法规政策束缚不住个别官员强拆的手，其根源在于违法乱行政几无成本。在层层政绩渴求的时代背景下，一级级地方政府几乎都对土地财政有着天然的渴求，对GDP数据有着本能的追求，所以，同级和下级有违法拆迁行径乃至强拆出愤怒的民意时，涉事官员往往不仅少有被问责的，反而会被认为“有魄力”、“有作为”而被包庇甚至提擢重用，像“季挖挖”、“孙善扒”、“李拆城”皆是，都是在民意的怨怒中不断升迁，而他们的倒台，却的确与曾经的强拆并无直接关联。
可见，杜绝强拆，问责强拆官员，关键还在于还权于民，让百姓的权利坚挺起来，有资本去对抗混乱行政的权力。否则，即便被拆迁户手持宪法，肩扛国旗，也无法阻止推土机的肆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