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进行第二次大会发言。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孟晓驷第一个发言，她关注的是男女就业平等问题。孟晓驷委员直言，一些用人单位“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
就业是一个成年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通俗点讲，没有就业就没有饭碗，而没有饭碗，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就业的平等权可以说是一项基本人权，应该得到尊重。国际上最主要的劳工公约如1951年的《同工同酬公约》，就规定，反对根据包括性别在内的各种原因，在就业或职业机会或待遇上区别对待。
这一方面说明国际上重视就业中存在的歧视，一方面说明男女就业不平等是个老问题，且不仅是中国就业领域中的一个问题，就连我们认为在反对就业性别歧视上做得很好的美国，也存在男女就业歧视问题。
职场女性在三个特殊时期，即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往往无法为用人单位提供正常的劳动，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用人单位便会降低女职工的劳动报酬，侵犯女职工合法权利。
企业毕竟不是公益组织，更不是政府，它承担不了太多的正义。给一个企业强加太多的“社会正义”，同样可以把企业拖垮。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尽最大努力创造利润，向政府多纳税，已经在尽社会责任，已经在为社会正义提供物质保障。所以说，“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不能全怪企业，大部分老板，都会首先考虑自己企业的效率，而不是就业性别平等。
那么，我们是不是束手无策了？也不是。女人虽然因为生育繁衍后代占用了时间精力，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但女人的生育繁衍不只是一个家庭的事，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的事，她们也是在从事“生产”——人的生产，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延续、发展做贡献，这样的生产和收益绝不亚于企业的生产和收益。我们应将女人生育的社会效益考虑进去，将女性的生育视为社会分工的一种，给予适当的补偿。
而女职工在生育时的补偿（不上班而拿工资其实就是一种补偿）完全由企业承担，女职工多的企业就会背负沉重负担，企业当然不愿意了，于是从源头上拒招女人。
因此，应该采取积极的妇女生育补偿办法，譬如政府设立女职工生育基金，妇女生育期间，如果妇女无工作，则享受应得的生育基金；如果有工作，生育基金可以用于补偿企业损失，让企业在女人生育期间也无利益损失，这样才能为就业性别歧视真正扫清障碍。
廖保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