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
“裸年”开始被人熟悉。所谓“裸年”，是指一些公务员抱怨单位不再像往年一样发放各种隐性福利和年货。今年春节，在中央八项规定下，一些公务员的“额外福利”没了，随之，公务员“待遇差”的吐槽声不绝于耳。苏北某市一副局长甚至说：“往年过年，家里什么时候动过现金？购物卡用不完，吃喝用储藏室摆不下，今年连水果都自己买。”
于身边扰攘的社会中，需要吐槽者其实大有人在，公务员的吐槽永远不是最糟糕的那一部分。“八项禁令”下，官员需要自己掏钱买水果和年货，这充其量是回归到正常生活，抱怨又从何说起？可另一方面，此种“愤愤不平”声所传递的信息却是丰富。“今年连水果都自己买”——这说明以往这部分公务员隐性福利之优越，它乃至到了生活品都不用自己付钱的地步。公务员对其念念不忘，事实上也在表明，他们早已形成对此种不正当福利的惯性依赖心理，或者干脆认定它们就是一种“理所当然”。
民众在被“水果都要自己买”的吐槽雷得外焦里嫩，一些公务员在谈及“裸年”时却充满被剥夺的委屈，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现实悖论。普通公众长期以来都是隔着墙看公务员，他们认定公务员就意味着工作清闲，待遇稳定与福利丰厚，所以动辄就会对“水果都要自己买”的论调莫名惊诧。而许多公务员也早习惯了高于社会的福利水准，或是在进入公务系统前就对此充满了幻觉。伴随着去岁以来自上而下的严苛治理，他们自然就会对“裸年”产生不可接受感。
进一步来说，某些公务员抱怨着“裸年”，痛心于“今年连水果都自己买”，这不免仍然是一个警示，警示让公务员回归寻常职业的改革犹在路上。一是公务员退出机制的建立；二是公务员收入体系的透明化。如果公务员是这样一种职业：能进能出的，收入虽稍高于社会水准却透明，那么对“裸年”的吐槽与反吐槽都不会轻易地发生。（相关报道见2月12日《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