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记者调查北京90名10到13岁孩子发现，孩子们今年平均收到4867元压岁钱，比去年上涨了5%。其中，父母职业为公务员的压岁钱平均水平最高，共有18个孩子，一共收到了10.41万元，平均约为5783元，高于压岁钱平均水平。（2月10日《新京报》）
压岁钱话题几乎是每一年春节前后，媒体必选的议程设置。主要内容大致包括各地压岁钱多少的比较，孩子怎么处理压岁钱，不同行业家庭的压岁钱有什么差别……凡此种种，公众并不陌生。就连最后得出的答案，也无外乎是压岁钱的行情看涨，压岁钱的传统涵义发生了变异等等。乃至，公务员子女压岁钱高于平均水平，也恐怕不是新鲜结论。
仅以这次的调查而论，其得出的结论也存在争议。文中强调90名孩子中有18名孩子来自公务员家庭，而其他家庭的职业状况却并未完全交待。还需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公务员子女，是父母中有一方是公务员，还是全部是公务员，也会影响到“公务员子女压岁钱最高”这一结果的严谨性。
从媒体的报道原文来看，其所选标题“90个孩子共收压岁钱43.8万元”，此大额数字乍看给人以“惊讶”之感，但换算下来，以北京的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而言，人均4867元未必就是多么离谱。而网络转载时，在标题上却“另辟蹊径”突出了公务员子女最高这一点。结合当下的反四风背景，这一标题显然相对原文更具眼球效应，利于传播。但其实如果换个点，如“只有约5%的孩子拥有对压岁钱的‘绝对使用权’”，或许更客观。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压岁钱的水涨船高，其实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无需媒体做这样的数据调查，很多民众也能从身边和自己的经历中得以感受，比如随礼金额的高涨也同样如此，今年央视春晚小品《人到礼到》就是很现实的反映。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公务员孩子压岁钱最多”之上，显然有失公允。
压岁钱高涨，当然直接与家庭经济能力对应，但它的异化，无疑与社会大背景下的财富观念与人情表达方式的变迁密切相关。时至今日，已经很难说压岁钱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压住邪祟”。比如，一些长辈动辄给予晚辈成千上万的压岁钱，除了经济能力，与目前小型化家庭的趋势恐怕也不无关系，很多时候，虽然钱给的是小孩，不如说是间接给大人的；其次，亲朋之间的压岁钱，则和随礼金额一样，直接预示着人情关系的亲疏，它更多是大人之间情感深浅的一种货币表现。不可否认，公务员因为职业关系，其子女的压岁钱难免会带上更多的利益目的，但在大社会背景下，如果单纯突出这一群体之高，而完全忽视压岁钱之变的时代背景，则也有一叶障目之嫌，也不利于缓解压岁钱变异的趋势。
关注压岁钱，到底该关注什么？在今天，面对一个人们习惯以金钱来作人情关系纽带的社会，压岁钱之高，只能是富裕起来的国人一种习以为常的情感或世俗的表达。客观而言，它未必全是坏处，比如一方面是压岁钱的水涨船高，一方面很多大人却以小孩子不会理财而“没收”压岁钱，不如借机反思，如何让新一代在压岁钱中，形成新的财富观念和理财能力。这或比关注哪个群体的孩子的压岁钱最高，更具公共价值。由此，我们对于压岁钱“变异”所表现出来的忧心忡忡，或许会稍有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