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沛
2014年春运是铁道部政企改制后的第一个春运。与往年春运一样，“黄牛”依旧是这时节人们关注的对象。而与往年稍有不同的是，今年“高技术黄牛”为这一人群贴上了新标签。这个标签对正常的春运秩序意味着更大的破坏。
据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利用12306网站漏洞，今年“黄牛”们采用了抢票软件、自动身份证号码生成器、自动识别验证码软件等技术工具，能比普通乘客更快、更便捷地买到更多紧俏车票，甚至有“黄牛”能瞬间抢光整车厢的车票。一个短短的春运期间，有的“黄牛”可以获得高达几十万元的收入。
与传统“黄牛”相比，“高技术黄牛”的出现给春运秩序带来了更大危害。其一，借助技术手段，“黄牛”打破了传统倒票对空间的限制，除了在铁路售票窗口之外，在任何有电脑和网络的地方，他们都可以进行不法经营活动；其二，借助技术手段，“技术黄牛”打破了传统倒票对权力的依赖，在“以权谋私”的倒票手段之外，走出了“新路径”。
一些急于归家的人认为，“黄牛”所为至少为他们开拓出了一条可以买到车票的路径，“技术黄牛”的存在似乎利大于弊。但问题在于，每到春运，“一票难求”，“黄牛”技术手段的运用并不能加大铁路运力。当更多的车票通过“黄牛”之手，销售到归家心切人手中时，仅仅意味着更多的人被压榨。
近些年来，每到春运，“黄牛”往往是国人回家过年这一大市场中最生猛的一支力量。有关部门年年喊打，但从未能根治。
有人曾提出，如果把“黄牛”加价变成铁路主动行为，以浮动票价或者竞价来改变春运过于残酷的供求关系，会不会是一条以疏治堵的办法，从而根治“黄牛”？
但中国国情使得以价格调节供求的方案，在现实中难以成行。原因之一，供需双方差距太大，价格必须上浮到相当高的水准，才能有效抑制需求，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显然是运输企业可以利用垄断之机，获得更高收益，此收益如何分配才合理？原因之二，春运大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通的为了生计而异地漂泊的人，辛苦一年后，他们惟一的念想就是回家。如果在他们不多收入中，再夺去一些，或者让他们因承受不起高票价而不能回家，无疑令人难安。铁路运输本来就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保证公共服务的公平性。
与上同理，“黄牛”的存在打破了公共服务的公平。无论是传统的“体力黄牛”、“权力黄牛”，还是新兴的“技术黄牛”，都是如此。“黄牛”每搞出一张票，都是对市场公平的一份破坏。
必须看到，网络购票推出的初衷，是为了更便利人们购票，也是为了以技术手段遏制倒票行为。而“技术黄牛”的出现警示我们：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终都是要靠技术和资金的投入说话。任何新技术、新手段的推出，都必须准备好相应被破解的预案。“技术黄牛”以行动证明了“羊圈”确实有没扎好的地方。
今天能做的，除了“亡羊补牢”之外，还应有对“黄牛”更为严厉的打击。对于新兴技术和网络手段的犯罪，也要有新兴技术和网络手段的打击办法。为此，需要下功夫的，不仅是作为企业的铁路运输公司，还包括政府各相关部门。因为，打击春运“黄牛”是维护社会和市场秩序必不可少的环节。
至于春运供需难题，在现阶段，或许只能交给经济增长、社会全面发展来一步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