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芾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这个政策被解读为农地“三权分离”。
农地“三权分离”对于农民和农业何喜之有？兹事体大，需要追本溯源予以解析。
我国实行农地集体所有制，农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而不是农民个体。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完全统一的，集体拥有所有权，理所当然地拥有经营权，所有权与经营权并不存在分离的事。但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窒息了农业活力。当年农村改革，就是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方式，承认农民的经营权，允许农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有限分离。千万不能小看这小小的分离，它调动了农民积极性，释放了巨大的能量，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基础。
但现在看，从所有权中以承包的形式分离出承包经营权，还远远不够。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他虽然拥有承包权，却不实际经营；有些农民承包人年老体弱，也无法亲自经营；而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是更加规模化，专业化。土地的流转和交易，就是必然的方向。显然，当初激发巨大活力的承包经营权已经不能满足形势需要。
中国实行农地集体所有制，土地流转注定不是所有权的流转；今天的土地流转还必然要承认农民承包权，不能无视农民承包权而进行土地流转。因此，中国特色的土地流转，只能是在所有权不变，并且承认承包权的前提下，进行经营权流转。这样，就形成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格局。农地三权分离，并且依法确权后，土地上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权属人，可以依法得到各自应得的收益。
将农地经营权从所有权和承包权中分离出来，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亮点之一是，农村承包地的经营权可以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长期以来，农民虽然守着金子一样的土地，但是承包地却不能抵押融资。可以想象，农民和其他农地经营者能够将承包地的经营权抵押融资，对于他们的生产生活，将会有多大的帮助！农地经营权流转和抵押带来的收益，是农民实实在在的财产权收益，这也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给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思路。
事实上，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中国历史上从明清至民国时期，都是常见的。同一块土地，既有田面权，也有田底权，所谓田底权，就是土地所有权，而田面权则是经营权，田面权和田底权是高度分离的。拥有田底权的地主，其收益权就是坐地收租，而享有田面权的二地主的权利，就在于得到土地经营的收益。田面权主不但可以从经营中收益，也可以将经营权传给子孙，甚至出租、抵押和出售，不受田底权人的制约。对于田底权人来说，只要他的地租有保障，经营权归谁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之所以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还要多出一个承包权，这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产物，是对此次改革中农民承包人权利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承认和尊重，体现出时代特征。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农地“三权分离”，既是适应现实的需要，也是对历史的回应，符合经济和历史的规律。
农地是一种不动产，只要保证农地性质不变，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各项权能的分割，就不但不会影响所有权的完整，还能够满足不同权利人的不同利益，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的效益，对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甚至对整个国家经济来说，都是值得期待的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