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禾
1月17日，陕西省西安市东曲江十村7岁女童死于家中。警方初步判断该女童是在家中因饥饿致死，其母现已被警方刑拘，疑似患精神疾病。当地警方了解到，该女童从未上过幼儿园及小学，其父母离异，平时邻居也很少能见到她。警方表示，目前仍需对死者母亲做进一步的精神鉴定，女童最终死因需尸检后方可确定。媒体获悉，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具体指导性意见拟于今年出台(1月21日《新京报》)。
继去年“南京饿死女童案”之后，西安再爆疑似案件，令人心痛。害死孩子的不是外人而是孩子父母，更让人唏嘘不已。孩子不仅是家庭的孩子，也是社会的孩子，从这个角度，政府对不合格的父母的监护权作出限制，是必要的。对孩子来说，未必不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孩子与父母的天然感情，决定了父母应是守护好自己孩子的最佳人选，万不得已的情形下，被剥夺了这一职责(监护是父母职责，而不是可以放弃的权利)，制度上仍需为恢复正常监护关系保留必要的亲情联系。新浪调查数据显示，92%的参与者赞同“我国拟规定父母失责将被诉剥夺监护权”。对于有能力监管好而不去尽责的“不靠谱”家长，剥夺监护权，让他们感受失子之痛，意识到为人父母责任重大，反思自己并改进到位，应是这一政策获得支持的主要理由。不过，既然这项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未成年人更健康成长，既然父母是守护孩子的最佳人选，那么，“既要治病也要救人”就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只有在父母的行为影响到孩子正常成长的情形下方可剥夺其监护权，同时，监护权被剥夺的父母，如果能够“悔过”改好，仍应把监护权及时还给父母。剥夺监护权，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家庭，很残忍，但现实告诉我们，剥夺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因此，这种切肤之痛，需要制度建设部门把握分寸，即便被剥夺，也能让父母定期见到自己的孩子，燃起他们心中父母之爱，向往天伦之乐而努力团聚，这应是政府和全社会乐于看到的。
相比南京的乐燕，西安事件中的母亲，有更多的无奈。对于这类客观上无力照顾好自己孩子的父母，政府则需从眼前和长远两方面出发，综合衡量孩子家庭其他长辈代为监管的条件，具体补足缺憾，让孩子尽可能在各自家庭环境下顺利成长起来。比较实际的问题，是农村的留守儿童，父母不在他们身边，真正行使的监护职能也是缺失不完整的，这类的情况并非短期也不是个别，监护责任如何能落实，也需政府关注。对他们，政府不应一味地剥夺、惩戒，投入资金和人力，解决留守儿童随父母进城上学、升学问题，更为有效。让这份亲情不因地域、身份划分而阻断，不因经济条件不同而减了分量，是孩子们期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