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朝阳
近几天，媒体上出现了“公务员涨薪”的呼声。而前天，在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在深圳代表团的讨论中，多位代表也呼吁给公务员加薪。有的代表说企业里一年收入五六十万元很正常，有的代表说现在连一个泥水工一个小时都不低于60块钱，有的代表说从收入看“公检法才是弱势群体”。
公务员自身呼吁涨薪不难理解，因为关乎切身利益；人大代表呼吁为公务员涨薪也不难理解，因为代表中有不少也是公务员。如果去问公务员群体之外的人，他们对公务员要否涨薪的看法就可能两样。最近几年，有的说公务员工资没涨，有的说明里可能没涨但暗里肯定涨了，各有各的说法。此刻公务员有涨薪的诉求，概因中央接连出台一系列禁绝公务员灰色收入的禁令，而禁令又得到严格执行，从而使一些公务员备感生活压力，慨叹收入不高。
灰色收入乃不当收入，违背行政伦理，突破为官底线，恶化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虽长期存在也不能获得正当性。而在从前，由于有灰色收入的补充，公务员可能对薪酬水平尚不甚介意，如今灰色收入一去，似乎猛然发现正当收入“入不敷出”，甚至也与工作付出不匹配，于是既有辞职的意愿表达，也有加薪的迫切要求。中央力推公务员去特权化、公务员待遇去神秘化，都可看作是时代的显著进步；公务员成为三百六十行之普通一行，无疑也需要现实中的人们假以时日去适应。但公务员的反应和呼声，也不宜一概斥为矫情或抵触，倘若砍掉灰色收入后的正常收入确实过低，无疑也有对公务员薪酬加以调节的必要。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欧广源主张“以俸养廉”，说一个公务员如果连基本的生活都有困难的话，是不可能不收人家贿赂的。这是很有道理的。衣食足而知荣辱，对公务员同样适用。不过，讨论公务员的加薪问题，不能像有的价格听证会那样预设一个“必涨”的前提，然后所论只在涨多涨少，而首先要搞清楚公务员没了灰色收入，“是不是连基本生活也有困难”。
公务员薪酬固然不由市场决定，却至少不能缺少两个参照体系，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一是其他群体收入水平。但人们在为公务员收入低辩护时，往往列举于己有利的事物，而不顾及参照的科学性、系统性。比如，说“香港的大法官薪酬非常高”，以见得“我们法官的工资只是一般”。法官与法官自然可以比较，但在收入上，还要看一看香港的人均收入和“我们的”人均收入各自如何。也许，和“我们的”其他职业人群的平均收入相比，“我们的”法官的工资未必就“只是一般”。又比如把公务员和木工、泥水工相比。做木工一天收入据说有350元，看起来是不低，但他得天天有活干才行；做公务员平均每天的收入即使不及木工，但旱涝保收，按月领钱，几无拖欠。若这样去比较，恐怕也难以服人。
既想享受体制内的稳定，又羡慕体制外的高收入，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一个悖论。公务员薪酬体系调整是一个敏感而系统的工程，关涉社会各阶层、公务员各层级薪酬体系的再平衡以及民众的观感。弄清楚公务员正常收入及其基础上生活的真实状况，兼听各方面意见，才有可能把公务员的收入待遇恰当地嵌入社会肌体之中。
（作者是北京青年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