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龙
哈尔滨理工大学MBA考试日前出现通讯工具作弊事件。报道称相关工作组前日已进驻哈理工，初步确定该校在作弊事件中存在与社会机构发生业务联系、到外地确认考生资格以及监管漏洞等三项违规行为。哈理工2015年的MBA招生工作已被停止。
近年来，中国大陆高校一直丑闻不断。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就有十多个大学和学院的领导被审判或者被查处：深圳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邢苗涉，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长春大学原副校长门树廷，南昌航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上海理工大学原校长许晓鸣，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忠元、原校长范昕建，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前常务副院长陈英旭，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等等，构成了一长串贪腐名单。
今年1月，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高校又曝出三个丑闻：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耳鼻喉医院教授王正敏被学生王宇澄举报学术造假，辽宁大学党委书记被曝办公室和用车超标（尽管校方日前否认，但“自证清白”未必可靠），以及最新发生的哈理工招生作弊。
高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高校的教职员工，本来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高校的领导，本来应由德高望重的教育或学术精英担任，但高校负责人却赛跑似地在贪污腐败上“前仆后继”，可见我们教育系统的问题并非“一日之寒”。
“多办一所学校，就可少建一座监狱”是雨果的名言。这一名言现在看来已失去现实印证的普遍性，因为一些学校管理者已经在自己管辖的学校与监狱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把教育变成了反面教育。
为什么一些高校的负责人会堕落到这种地步？这显然与我们的教育体系和权力机制有关。高度行政化的大学体系，使教学、研究和学术成为行政的陪衬，成为行政的注脚和延伸。教师一旦当上了校官，就获得了招生、评职称、揽课题、拿科研经费等绝对优先权。而在正规大学，科研、课题和职称则恰恰是“校官”的前提条件。
如果一个教授还比不上一个科长处长，如果大学长官不需要教职员工的推举，那么就会催生官本位和关系至上的价值观念与价值追求。因此，在一些大学里，教师在当领导前，要学会经营关系和积攒人脉，为自己的升官铺路；在当上领导后，要忙于四处应酬，要忙着维护关系，很少有时间去研究教学和学术问题了。
高度行政化使高校权力体制集中化，权力同样难以受到有效的制衡；只要大权在握，往往即可恣意作为尽情挥霍。近年高校负责人频出丑闻，或者因为他们太过肆无忌惮，或者因为监督的力度在增强，或者因为曝光的渠道在增加，但相信这只是高校问题的冰山一角。
学校是社会良知的源头和源泉。这一源头一旦受到污染，就会陷社会良知于混沌。复旦大学弟子举报院士导师造假事件，就使正义与伦理深陷两难困境——导师造假不举报，就是泯灭正义良知；假如是由于私心受阻而揭露导师，则又违背师生伦理……而无论是学校评估、院士评选造假还是考试舞弊，都是对教育源头的污染，对诚信源泉的破坏。
尽管在雾霾天里，大学很难独保一片清新，但哪怕在春秋那样的战乱年代，孔子与学生颜回尚能做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难道现在的教师一定都需要随波逐流？如今的学校一定发不出数缕阳光？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