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建庭
从论文之争到耳蜗之谜，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教授王正敏近日陷入舆论漩涡之中。继学生王宇澄公开举报其学术造假之后，昔日推荐其增选为院士的四名推荐人又要求将其除名，中国科学院也表示将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处理此事。
虽然对王正敏的举报也有不实之处，比如其医学博士学位证书造假，但是王正敏的学术成果却经不起“认真”调查。不管是举报内容——学术抄袭、科研成果剽窃、院士申报材料造假，还是复旦大学的调查结果——未发现存在学术不端，但确有“一稿多投”、任意编制实验结果、一图多用等学术不规范之处，抑或是四名院士推荐人在联名信中列举的造假内容——将个人专著拆分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期刊上、将非研究性的一般性文章冒充正式论文，不容否认的是王正敏确是一个有“问题”的院士。至于问题是什么，又有多严重，不仅取决于复旦大学的调查，也取决于中科院接下来的调查。我们暂且还不好做最终评判，但正如潮白先生的评论所言“王正敏院士的光环恐要拂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王正敏是不是“问题院士”，属于涉及院士评判的大是大非问题，相关学术机构和管理机构必须“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处理此事”。但抛开这一问题，王正敏是否也值得同情呢？有人列举理由如下：一是王正敏得罪了自己的学生，举报不是基于学术尊严，而是个人恩怨、利益之争；二是王正敏的“问题”在学术圈非常普遍，许多有甚于此的被举报人结果都安然过关；三是院士评选绝不是个人之事，不少学校都是举全校之力助选，这样的态度客观上容忍助长了“问题”的产生。猛一看，这样的理由确实容易赢得同情，事实上却站不住脚。因为每一个有“问题”的人基本都存在类似的情况：举报多是缘于利益分歧，但这不妨碍举报的正义性；问题多为圈内多发现象，但不代表就要遵从潜规则；个案背后多有深层次原因，但不意味就要熟视无睹。无论是“问题院士”还是“问题官员”，即便是“问题个人”概莫如此。
王正敏的“问题”既有个体之因，同时也有普遍之因，那就是学术圈里大行其道的潜规则和饱受诟病的院士评选制度。换句话说，王正敏的问题绝非一个人的问题，社会上也绝非只有一个“王正敏”，他只是那个不幸被院墙外扔进来的石头砸中的人。倘若没有媒体的高调介入——先是南方周末后是央视新闻，王正敏或许还能够安然过关。要知道举报始于2012年初，复旦大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形成“没有学术不端、只有学术不规范”的调查报告，中科院也是在事件愈演愈烈之后才表示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处理，这其中是否有些“保护”因素或者司空见惯的因素在内？虽未可知，但联想到还有那么多被举报但屹立不倒的教授、院士，以及张曙光差点通过贿选成为院士的先例，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学术评价制度、院士评选制度同样存在不少“问题”，甚至比王正敏一个人的“问题”更严重。
在社会舆论监督之下，料想处理王正敏的“问题”不是什么难事，但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防止产生下一个“王正敏”。当然需要加强个体自律，但更离不开“指挥棒”的作用。倘若学术评价机制不改变、院士评选制度不改革，“王正敏现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所以说，王正敏事件也是一个契机，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契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必须提上日程，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必须加快步伐。否则，王正敏事件就没有多大意义，改革也将再次丧失一个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