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中科院院士王正敏被曝学术作假。王正敏2005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时候，一共有7名院士推荐人。最近，其中4名推荐人向中国科学院写联名信，要求中科院对王正敏予以除名。对此，中科院回应称，正在了解相关情况，将严格按照程序处理此事。（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9版）
尽管关于中科院院士王正敏涉嫌学术造假一事，已经历时数个阶段性争议，但就眼下来看，不管是王本人的回应，还是中科院的回应，都说明距事件的“总结陈词”还为时尚早。在这个背景下，作为王正敏当选院士的亲历者的4名推荐人，以高调姿态呼吁中科院将王除名，或许将使事态的发展迎来新的拐点。
如果说作为学生的王宇澄举报老师王正敏，在外界看来可能有“师生恩怨”之嫌。那么，作为院士评选制度框架内的推荐人，适时“揭丑”，无疑附带了更多的制度性纠偏意义。事实上，就4名推荐人的表态来看，他们的动机并非是基于舆论压力而选择“撇清关系”。联名信中，列举了王涉嫌造假的论文和伪造的院士申报材料，更可视为是提供了王涉嫌造假的内部证据。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联名呼吁也并非是完全的“自发”性质。就院士制度的设计而言，推荐人对于当选院士的学术真伪和信誉，必然负有连带的监督责任。舆论大多将王的造假指向院士评选制度的弊端，在宏观上，这无疑是恰当的。但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一项制度的弊端，都需要有相应的责任追溯和承担者。如今当年一半以上的推荐人站出来要求将王除名，并声称承担责任，这更应该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承担。
关于制度弊端与个人责任的问题，总容易让人难以取舍。当我们面临因制度设计不当而导致的不合理现象时，总是习惯性地将事件的解决和责任推向制度和体制，而个体责任往往在这样的声讨中得以习惯性隐身。类似的制度至上主义，无疑将改革指向了一个死穴。特别是在目前的语境下，院士评选制度中重要一环的推荐人站出来回应，在客观上未尝不是对改革的有力推动。
推荐人刘新垣坦承，“当时就听人家说，就是有一个老的资深科学家，他们单位(复旦大学)也向我们推荐，我们相信了，我们相信了单位(复旦大学)”。作为责任者之一，敢于站出来道出真相，既是主动承担责任，也未尝不是对于院士制度弊端的“呈堂证供”——为何以单位之名的推荐就可如此轻松得逞？为何单位要为院士的学术水准背书？如此种种弊端，早已被诟病，更是对院士制度改革方向的现实佐证。
对比数位推荐人敢于在各方“面面相觑”的尴尬中承担责任，陈说真相的率性，我们更可窥见以往院士学术争议乃至院士制度改革中的更大的沉默。这种沉默更多的并非是个人之为，它甚至就是目前院士制度弊端的一个侧面印证——它将个体的责任隐藏，看似人人都是责任者，却找不到敢于打破沉默和承担责任的人。这种制度生态，显然为类似王正敏的争议性院士的出现埋下了土壤。
巨大的沉默被打破，它能否成为王正敏这一个案水落石出的前兆，目前来看依然未必清晰。但是，当作为院士体系中的一部分敢于亮明自己的态度，中科院显然应该及时地展开调查。而就整个院士制度改革而言，如果未有更明晰真相的人不惮于道出真相，直陈弊端，改革或许将又一次陷入“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