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
近日有媒体报道，深圳一家电子厂被举报涉嫌非法使用童工。最近，在公安、劳动、街道等护送人员的陪同下，41名童工被送回老家，交给当地政府和监护人。但有的童工却对记者说：“在这有米饭和肉吃，回家只能吃土豆和玉米，我不想回家。”（1月5日央广新闻）
外界的关注能否改变这些童工的苦涩命运？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政府部门将涉嫌童工“遣送”回家，只是做了应该做的第一步。如何让这些年纪尚小的孩子重返课堂，相关部门要做的，还有很多。
毫无疑问，贫穷是产生童工现象的现实根源，即便有国家义务教育政策的支撑，对于交通不便、水电不通的贫困家庭来说，上学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很多家庭为了走出暂时的困境，便让孩子缀学回家，或干脆让他们随着大人南下务工。与其说这是家庭教育的短视，还不如说是因贫穷世袭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现在的情形是，这些童工已被“遣送”回家，他们不必再干那些与他们年龄和身份都不匹配的工作。但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被“遣送”的童工回家后，他们面对的仍旧是可怕的贫穷与遥不可及的读书梦，那么，较之于工厂对他们的剥削，他们恐怕更不愿意回到那个破败不堪的老家。而即便回了，也可能不是回到学校，反倒是在家混到不被定义为童工的年龄，再坦然地外出务工，这几乎快成了贫困地区的一个恶性循环。可怕的是，无论是相关政府部门，还是孩子的家长，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短视”举措可能带来的贫困世袭，而是在“得过且过”的悖论中将这一“乱象”固化。
培根曾说：“只有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才不会世袭。”机会怎样才能平等？仅有媒体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它需要的是相关部门实实在在的努力。从这个层面讲，童工被“遣送”回家之后的生活以及那些很可能进入“童工”行列的孩子才更应该被关注。而这也要求我们的政府部门，必须要有针对性地为这些孩子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比如通过财政投入保证每个孩子的受教育权不被剥夺；通过共青团、妇联以及学校等部门的联合推动，让那些被“遣送”回家的孩子多一点知识上的储备。更重要的，乃是通过顶层制度设计，让这个地区的人们早日摆脱贫困的阴影，也只有人们的物质需求没有太大的隐忧，送孩子上学才会成为最必然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