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聃
从2013年12月起，南京市鼓楼区的公职人员都陆续收到一本特别的手册：《职务犯罪风险自评手册》。《手册》中的自我评估部分，为公职人员详细设计了腐败指数34问，答完这34道题，算出得分，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腐败心理指数。据了解，这本手册是南京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与鼓楼区纪委、检察院联合组成的课题组，用量化测试手段探测腐败心理轨迹。（12月30日《扬子晚报》）
读罢新闻，我下意识地去做了一遍新闻中的“测腐试题”，最终的结果只是勉强过关。然后我又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将要向上呈交答案的南京公职人员，把“测腐试题”从头至尾再做了一遍，但分数让人莫名惊诧，它竟然远远地超过了我此前的得分。原因何在？思前思后，我觉得最大的缘由可能正在于分饰角色的差异：在正常心态下做答，人性弱点暴露无遗；想到要向上交差，自然会选择那些更符合期望值的答案，分数也因此悬殊。
这是正常的调查心理反应，对此早有社会学者指出，在一项相对尖锐的调查中，被调查者往往会选择回答符合社会规范的答案，譬如即使他们看暴力节目看得津津有味，也说自己反对暴力节目。同样的道理，即便官员们在面对“测腐试题”的选项时已感知到了自身缺陷所在，但仍然会交出一份看起来相对经受得起考验的答卷。恰缘于此，“测腐试题”其实存在着一个最大的缺陷：那就是它充其量只能作为公务员们闲暇时的自我检测，而难以映射出真实的贪腐可能，更无法成为反腐干预的可靠证据。
以此来对照，南京市鼓楼区的所作所为实在过于夸张了。一道只能自娱自乐的“测腐试题”，竟然成为了南京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与鼓楼区纪委、检察院联合研究的课题。在当地公开的宣传中，“测腐试题”一事不仅有了“全国首推”的正面前缀，而且按照鼓楼区检察院的说法，“将来要和干部的录用和晋升挂钩，尝试用科学的手段来预防职务犯罪。”不免让人觉得可笑。
转型期的社会，新一届中央集体强力的反腐倡廉信号之下，地方政府的反腐“起而行”是一种必要与迫在眉睫，但必要并不意味着将反腐打造成华而不实的地方政绩工程，迫在眉睫也绝不意味着反腐就可以随意肤浅化，甚至知其反向结果依旧行之。我当然也并不就是说，南京鼓楼区的“测腐试题”工程就是恶意为之，但对于一项已经耗费了公共财政的反腐举动，推行者当有最起码的成本——效应意识。
一言以蔽之，“测腐试题”的善意不容否定，但实际效果的确难以高估，至于地方政府对此的强力助推，这事我们知道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