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 舸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世元介绍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环境保护部土壤状况调查结果表明，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五千万亩左右。下一步为解决土地污染问题，国家每年将拿出几百个亿治理修复。（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7版）
5000万亩耕地已经遭受严重污染，为此要付出的代价是每年出资数百亿来治理，而何时能“治愈”更是充满了未知数。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如何保证暂时还没有被严重污染的耕地不步其后尘？
据国土资源部介绍，这5000万亩受污染的耕地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还有湖南一些重工业集中区域的流域内。可以说，5000万亩耕地中重度污染，与当地的产业结构和发展布局密切相连。这不仅仅是一个棘手的环保问题，亦是一个有关产业结构的经济问题和既定目标约束下的政绩难题。正是这种功能和使命不尽相同的目标纠葛，才有了当下不无尴尬的耕地污染困局。就此而言，治理修复5000万亩耕地，以及更重大的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相关目标欲实现重大突破，就一定要坦诚面对这样的制度结构和历史成因，就需要在多重目标互相交织缠绕的现实处境下，找出更具效能的系统性回应。
基于此，必须承认，全国范围内，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尽快降低重污染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于土地的排污压力，当是系统性解决方案中的根本之策。当然，这一策略的背后，首当其冲的，应是GDP主义渐次退场的理念和政绩考核之变。
其次，之前各地也在斥巨资治污，但高投入与低成效形成了鲜明对比。要保证“百亿治理污染耕地”不偏离它的制度设计初衷，有几个要点是不可忽视的。一，相关政策设计和资金使用流向，必须在一个开放、公开和透明的平台上进行。相关部门必须本着公正及节约财政资金的目的，妥善合理地设计相关预算及运行程序，并交由人大审议。二，一年投入数百亿治理污染耕地，不仅仅只是环保和财政部门的事情，还应该涵盖更广泛的会计审计、环保技术、社会贤达、媒体人士、公众代表等范畴，治理过程应该全方位接受媒体监督，接受公民个人及社会组织的监督。为了保障这种监督的有效性，必须预设相应的环节和端口，以体现环保治理项目的公共性和“为民治污”的真正内涵，让民意评价在治污过程中能效发挥最大化。三，百亿治理污染耕地的最终效果，也必须放置在一个透明公开的平台上来进行，这么多钱投下去，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目标，考核是不是真的能通过，一定要接受专业部门的评议，还要接受社会公众的考评。
长期以来，包括耕地在内的环境污染困局，历经各地多年高投入整治依然恶性循环的成因，有着超越纯经济意义和环境意义的复杂合力，那么，耕地治污格局的铸造，也必须有崭新的治污逻辑与作为、更具效能的系统回应才行。尤其是“百亿治理污染耕地”不能再走投入管理不善、缺乏科学评价体系的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