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龙
会所是一个密闭的少数人空间。因其私密性，会所成为商务活动和个人交往的最佳去处之一。私密性是隐私的屏障，同时也是人性放纵的闸门开关，因此会所也经常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
近日，中央纪委、中央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盯住党员领导干部，严肃查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玩乐等违规违纪行为，并建章不出入私人会所、不接受和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
“八项规定”出台后，一些官员的吃喝玩乐开始由地上转入地下，私人会所成为他们首选的“地下活动”据点。在会所里，他们借助这一私密场所的知情屏障，避开公众的目光和镜头，继续释放被规定压抑的欲望。官场腐败“变阵”情况很快被中纪委所掌握，于是中纪委不断细化“八项规定”条款，连连出招以应对变招。
私人会所或者俱乐部一般是富裕阶层的领地，它为贵客提供昂贵的餐饮、娱乐、健身、美容、交际等服务。
这些年，会所逐渐在中国风生水起。厦门的“红楼”是早期的私人会所。赖昌星利用美食和美女先与多名高官进行“食色走私”，进而构筑从公安到海关等地下走私通道。
现在，会所的名堂和花样越来越多，有高尔夫俱乐部、游艇俱乐部、美容养生会所等等，既有中产阶级也能消费得起的中档会所，也有大富大贵才能进入的高档会所。
高档会所的保密性非同寻常。成为高档会所的会员，往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为了给客人创造私密环境，一些会所规定不同时接待两拨客人，服务人员被要求不听客人谈话，不记客人的名字，不向客人提问，绝不向外透露客人任何信息；他们还会“贴心”到为客人遮挡车牌。这样的高级服务自然要在收费里体现：入会费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据报道，北京一私人会所，一顿饭人均上千元，甚至高达人均6000多元。
按纯工资收入，中国的官员不具进入高档会所的条件。但权力是有租价的。权力越大，级别越高，“租价”也就越高，就越有条件进入高档会所；越是高档的会所，私密性就越强，也就越能放浪形骸，为所欲为。
于是高级会所的会员卡就成为新的贿赂手段。它不像送现金，送官员子女出国那样直接明了，还可以“健身”的名义，为领导储蓄“革命的本钱”。用公款送会员卡的，还便于开具报销的发票。
会所的私密性决定了会所腐败行踪难于发现，案件难于侦查。在普通人的隐私还捉襟见肘时，我们官员的私隐却被会所包裹得严丝合缝。在许多国家，官员只能享受有限隐私。他们的政务必须公开，生活也难逃公众和媒体的追踪探查。这些国家的人认为，私德可能影响公德，而私德更多地隐藏在个人生活之中。因此你要当官，就必须放弃部分隐私。于是一次过度消费公款，一回不当地敞开裤子拉链，都可能导致既丢人又丢官。
但在我们的观念和法律中，似乎还没有官少民多的隐私等级。中纪委限制官员进入会所，主要还是着眼于为官员的消费行为设限。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么对策多多的一些官员还会继续“变阵”违抗规定，监督者难免苦于应对。而只有以制度的方式对官员的权力，包括隐私权设限，才能拆除假隐私之名行腐败之实的知情屏障，进而开拓公民的监督视野，让“地下腐败”难以藏身。（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