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龙贵
早在2009年，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就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建议设立“挥霍浪费罪”来遏制过度应酬与公款吃喝。2010年，赵中林收到了中央纪委对他所提建议的答复，称中央纪委致函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的意见，最终认为对挥霍浪费行为追究刑事责任问题，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意见。但是，中央纪委将继续关注、及时跟踪了解这一问题。时至今日，对公款浪费行为立法论罪的条件是否成熟？民调显示97.8%受访者支持将公款浪费行为立法论罪。（《中国青年报》12月17日）
公款浪费行为，除了涉及公众所熟知的三公消费，还包括办公用房、办公用品、会议庆典等一切动用公款铺张浪费的行为。放眼价值多元化、意见表达多样化的当下，恐怕很少有哪一项公共议题能获得如此高的民意支持率。
从2009年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提交相关议案至今，关于公款浪费行为该不该入罪一直是舆论讨论的热点，尤其是每年两会，这都是无法绕开的话题。之所以一直未能进入正式立法议程，显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立法本身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需要严密的论证，科学态度和审慎是必要的前提。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种考量，一旦公款浪费入罪，将会对现有的某些权力群体造成极大的冲击，立法风险太高。
然而严格从法律角度说，公款浪费入罪的条件其实已经趋于成熟了。考量一种行为究竟属于道德范畴还是法律范畴，关键要看它的社会危害性。对普通民众而言，某些浪费仅是一种道德行为，因为它不对他人和社会构成危害性，且不利后果是由自己来承担。而对公款消费来说，就不仅侵害了公职人员的廉洁性，也涉嫌将公共利益私有化，与腐败无异。从现实来看，尽管还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但以三公消费为主的公款浪费巨大，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公款浪费行为的危害性还体现在，现有的制约手段未必能加以根本性的遏制。对于公款浪费行为，相关的规章、制度、禁令、文件可以用叠床架屋来形容，但一直收效甚微。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从机关经费管理、因公差旅、公务用车等多个方面，对防止党政机关的公款浪费行为作了系统的制度规定，可以说史上最给力的禁令，但仍有多达98.0%的受访者坦言，身边的党政机关公款浪费现象依然严重。可见，公款浪费行为具有强大的惯性和“抗药性”，这就需考虑治理路径的升级。
公款浪费入罪，首先得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严格界定“公款浪费行为”。哪些行为属于正当的公务开支，哪些行为属于浪费，标准是什么，尺度如何把握和平衡，需要事先做好立法调研工作，以及缜密的论证，切不可因操之过急而丧失可行性。二是明确责任主体。在刑法上，犯罪主体分为单位、组织和个人。那么“公款浪费罪”的责任主体究竟是组织还是个人，抑或分别设立两种罪名，各自承担什么样的罪责，同样需要法律加以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