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昂
上周末，原本是北方燃煤省份“专利”的雾霾，却覆盖到了整个华南大地，抗击雾霾依靠个别省市孤军奋战已经难以奏效。造成雾霾的原因是多样的，治理方式本应更有针对性和多样性，但是面对跨区域的雾霾，各地政府现有的处理手段大多只是限制机动车的行驶，但事实上，机动车数量和使用强度本身并非区域雾霾的根本主因。
以雾霾最为严重的京津冀地区为例，工业和供暖燃煤成为雾霾的最主要来源。北京市的雾霾有四成来自区域输送，而区域输送的污染源来自于周边省份的燃煤。人口只有北京市半数的石家庄，燃煤总量竟然是北京市的2.3倍之多。由此可见，能源结构落后以及产能过剩带来的工业污染，其对空气的危害远超机动车本身。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雾霾亦有出现，例如著名的雾都伦敦。但是，伦敦成为雾都之时，私家车尚未进入普通人家，而欧美国家机动车保有率远远高于我国，亦没有出现如此严重的雾霾。由此可见，虽然机动车也会带来一定的空气污染，但机动车数量本身并不是雾霾的主要原因，其造成的空气污染，主要与油品和机动车排放设备有关。以北京市为例，全市100万辆老旧机动车占全市500多万辆机动车总排放量的半数，而周边省份的机动车排放标准远低于北京，在油品质量上存在的问题也不应忽视。
地方政府之所以在雾霾治理这一问题上热衷于“拍苍蝇”，去限制居民机动车使用，而不愿意触及污染更为严重的能源“老虎”的利益，一方面是懒政的惯性思维在作怪，另一方面则是难以平衡能源结构背后的诸多方面的利益诉求。
如果治理雾霾，只是采取针对机动车总量和用车强度“拍苍蝇”，却不能触及油品以及能源结构和产能过剩的“老虎”，那么依旧难以从源头上关掉“喷雾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