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 玉
不久前，河南永城一辆大货车因超载被当地运政、路政部门相继罚款。当事女车主刘温丽因付不起罚款喝剧毒农药自杀，所幸经抢救性命无虞。时隔半个多月后，这个在家人眼中很倔强的女人，却为自己当天的行为很是后悔。贷款还未还清，尽管“闹翻”了，她还得继续在这条路上奔波。如今，人得罪了一大片，她不知道，她的大货车以后要怎么跑下去？(12月4日《华商报》)
时间能忘却冲动、平息愤怒，时间也能酝酿悔意、积聚恐惧。不堪罚款之重，愤而吞毒相抗的刘温丽，早已不复当日的冲天怒气。平静的休整生活里，她盘算起今后的生计，担忧着或将遭遇的“报复”……她的身上，全不见一位“誓死维权”者当有的坚定与勇毅，却反倒是一副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弱者姿态。凡此种种，是自我保护的策略？抑或发之于心的后怕？
坦诚来说，刘温丽的焦虑，似乎不无道理。在强势的执法部门面前，纵有零星的逆袭者，也难有永远的“女强人”。须知，“女车主喝农药”一事，一度让当地运政、路政相当被动而难堪，其后又是严查又是停职——职能部门“损失”不可谓不重！既然来日方长，抬头不见低头见，又有谁能保证有关方面不会挟私报复？“民莫与官斗”，从这种担忧来看，得罪一片人的刘温丽的确有理由后悔。
但另一个疑问是，整个道路执法系统，当真就这般狭隘小器吗？一方面，非人格化的执法体制，本就不应该像个体那般心思复杂，未必真会有“有仇必报”的意识和行动力；再者说，执法体制内的具体执行者，又怎忍心、怎能够故意刁难一名悲情妇人呢？所以，基于理想化的逻辑，刘温丽动辄担忧“被为难”，似乎又显得有些杞人忧天。
事实上，刘温丽的焦虑，更多还是源于那些根深蒂固的“民间智慧”，是长久以来“官强民弱”格局所衍生的一种固化思维。然而，在更文明、更现代的认知框架内，公职部门与普罗大众之间，早已划清了各自的权属边界：那种裹挟体制强力，宣泄私怒、打击“异己”的行为，如今已被归为败德非法，且必须追责的滥权行径。
刘温丽的纠结其实还在于，她一不小心挑战了不公平的“旧传统”，却因为不知道如何适应新秩序，而变得焦躁不安、畏首畏尾。她并不懂得该怎样捍卫权益，故而只能透过媒体发出些“悔不该”的声音，似是有感而发又像是示弱告饶……一位反抗不公的人，在有所改变之后，不仅未有一丝底气，反而加倍忐忑不安，这当真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
无论是治理公路三乱，还是扭转其他的疑难沉疴，除了主管机构要持续发力外，切实保障民众“反抗不公”的权利，也是至关重要的。让刘温丽消除恐惧，乃是兑现正派社会的一个最基本承诺：敢于对不公现状者说“不”的人，理所当然会获得保护而非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