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涤明
11月14日，在河南永城，一辆大货车被运政、路政部门相继罚款。司机称在出示了月票（每月给路政3000元）和年票（每年给运政3000元）后，路政部门仍要罚款，女车主求情未果，当场服剧毒农药自杀，现在仍在医院抢救。接受采访时，执法人员称是正常执法，不清楚女车主是否喝药。（12月1日央视）
女车主当着执法人员的面喝农药，执法人员称不清楚，看来他们的眼睛完全盯在钱上了，只管要钱，不管车主的死活；而只要给钱，超载也合法。执法，已经完全变成敛财工具，甚至可以叫“印钞机”，因为这种既卖“月票”“年票”，又要继续罚款的“执法经济”，算得上是“暴利经济”了。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追求暴利时会陷入“有限理性”状态；现在看来，“执法经济”也不能脱俗，暴利面前一样会丧失理智。
“执法经济”始于何时，作为其品种之一的“超载月票”，是谁的发明，可能不好考证。但有一个问题是清晰的——适宜的土壤环境必然滋生出相应的物种。执法所以成为敛财工具，是因为执法权力有足够的能量让被执法者就范；“超载月票”所以成为“经验”而广泛流行，是执法敛财规则化、“规范化”的产物——当违法的东西司空见惯，特别是无人纠无人察，久而久之就被错觉或默认为合法了。“超载月票”从本质上说，是执法权与违法利益交易的契约化。有了“月票”一纸契约，车主“合法超载”，执法者收了钱便不再执法，双方相安无事。现在执法者毁约了，出示月票仍被罚，执法者追求暴利，车主不堪重负，怒而喝药，实际上是“执法暴利”把人逼上绝路，“执法经济”最终演绎出“执法暴利猛于虎”的现实版悲剧。
执法权与违法利益的契约化交易，不仅是双方的默契，更是监管者放纵支持的结果。这些年来各地车主不断投诉、上访，甚至运输业户中出现了“职业维权人”；媒体更是不断曝光，各地各级相关部门也一再表示严肃查处，但一阵风之后，我们总能再次听到月票“复出”的消息。仅就新闻涉及的河南来说，这两年被曝光、查处的就不知有多少例了，比如几个月前的“河南淮滨县超载月票”，去年的郑州、新密、荥阳，其中新密市在前年就已被曝过“未来罚单”问题。一个省内屡曝屡查之后，“超载月票”却仍大行其道，由“契约交易”到“执法暴利”，几乎闹出人命，地方政府的“举一反三”难道就是一句官话？
据公路运输“职业维权人”王金伍介绍，涉及治理“三乱”的有关部门有十几个，包括交警、运政、路政、城管、环境、卫生、林业、盐业、质检、工商等。结果则是，“三乱”没治好，收费罚款的部门越来越多，运输业成本越来越高。“逼人服毒”的罚款见证执法经济的凶猛，其间既要追问“执法经济”的制度，又要追问“权力是否滥用”的现实，而所折射的人性缺失则是最为可怕的地方。
拿命相搏是个体的悲怆表达，也是对执法生态的生动揭露，其背后究竟还有多少未竟之问？显然，根本问题在于执法权力异化为敛财工具，结果每多一个管理部门，就多一个收“买路钱”的。说到底这是体制出了问题，权力体制、治理体制都有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猛于虎”的执法经济必将衍生更多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