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
近日，浙江水利系统一事业单位员工李某将单位告上法庭，称其正常拿工资，但单位并未给其安排具体工作，甚至没有给其相关工作帐号和进出单位文印室的门禁卡。（12月27日《杭州日报》）
公众见惯了空饷情形在一些单位的普遍存在，也见惯了运动式治理对空饷现象的有心无力，但很少见到一位体制内空饷得利者主动“不配合”。当李某将长期给自己吃空饷的单位告上法庭，表面看他是在寻求一份充实的工作，但表象之下却别有缘由。
如果读完全部的新闻细节，我们会发现，导致李某状告单位的最主要缘由其实在于：2012年年底李某被单位通知为年度考核“不合格”，虽然此后经过重新考核，但还是直接导致了李某没拿到当年绩效考核奖3万元，这让他感觉单位想通过考核不合格的手段想方设法将其解聘，进而才有了“自告空饷”的“维权”举动。换言之，李某绝非对吃空饷不满意，他不满意的只是空饷特权无法被兑现。
李某在“控诉”着单位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这种似是而非的“状告自己吃空饷”现象如何形成？新闻中提及了一处细节，李某在家无所事事，单位却把他职责内的工作外包给了外面单位——宁愿外包也要让自己的员工赋闲在家，并且还给其发放薪酬。这一方面说明了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的混乱，岗位编制的必要与否似乎无人过问；另一方面也说明，与此种编制管理相辅相成的财政欠透明。正是因为财政开支很多时候秘而不宣，所以一些事业单位自然就无惧于重复的财政开支，人浮于事由此形成，单个员工对空饷红利的依赖心理也会形成。稍有不满意，顺理成章的就是“状告单位”。
杭州这起“自告空饷”事件，除了反证出某些事业单位以外包维系吃空饷的制度性接受外，另一个治理启示是：虽然治理吃空饷是系统性工程，难以短时间内完成，但完全可以先从编制本身的公开入手。倘若事业单位的编制数、岗位职责与薪酬发放都是为社会公众所知晓的，那么无论是简单外包还是吃空饷都会变得不那么容易。由此，“状告自己吃空饷”的现实荒唐也难于上演。
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大可不必对“状告自己吃空饷”过于激动，它事实上更是让围观者看到了一个身陷编制利益中无法自拔的单位人——因为空饷利益在下降与受到威胁，他才断然将单位告上法庭。这就像是一次对编制特权的恶搞，只待继续的改革去将荒唐消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