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江
日前，武汉大学珞珈学院一名女生在返校途中意外身亡，警方初步判断此案是一起刑事案件，要求附近四所学校的数千名男性师生提供血液样本。(《武汉晚报》11月20日)
又是数千人被抽血，这一幕似曾相识！9月份，为揪出学生宿舍里的小偷，滨州学院五千多名男生全部被警方采血验DNA，当时就有专家称，警方办案手法太粗放。《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但是，这项规定有一个前提，即采集血液样本的对象应是犯罪嫌疑人，至少应是重点怀疑对象。要求数千名男性师生提供血液样本，就意味着警方把这些人都当成了疑凶，这不仅是粗放的“懒汉式”办案方式，也涉嫌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人格权。更重要的是，公权的行使逾越了界限，其合法性值得商榷。
因此，“数千师生被验DNA”的行为，犯了有罪推定的逻辑错误。由于DNA信息的特殊性，公安机关通常比较谨慎，采集范围相对明确，只能通过犯罪嫌疑人的DNA信息充实证据，而不是通过DNA信息寻找犯罪嫌疑人。正义的目的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来实现，否则就会伤及无辜。对公安机关可能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侦查手段，理当有严格的限制，但现实却是，往往凭借领导一句话就可以实施，从而造成对公民权利的“合法伤害”。
人体DNA是非常特殊的信息，一旦被擅自利用或公开，很容易对他人构成重大人身安全隐患。遗憾的是，法律至今没有把个体的基因权利纳入到身体权、隐私权之中，这反映了立法的滞后性。因此，杜绝类似现象重演，必须通过法律法规确认——— 个体的基因权利也是公民身体权和隐私权的一部分，并规定获取DNA信息的严密程序，这才是根治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