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昌市区摆摊的吴先生，与相邻摊主因摊位问题发生打斗，被民警带至派出所。吴先生称，因为情绪激动，他与民警发生口角，一民警连抽其4个耳光，还不让他上厕所，最后尿在了裤子上。吴先生四处向有关部门反映，称其被当班民警殴打辱骂，他要求文昌警方提供当时的监控录像，遭到警方的拒绝。当事民警否认殴打吴先生，警方也称当时监控设备坏了，执法记录仪也没有记录当时的情形。（10月20日《海南特区报》）
当事人投诉警方派出所内打人，或在看守所等地方遭遇刑讯逼供的事情，并不罕见。但是，大多数此类事件最终都在警方的否认之下不了了之了。因为，对于当事人来说，要想证明自己确实遭到了殴打，需要用证据说话，可是，在那样一个自己说了不算，甚至有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方，当事人想要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并不比登天的难度小多少。
而在派出所一方，因为并不需要积极地寻找证据证明自己没有打人，没有刑讯逼供，所以，他们只需要动一下嘴皮子，说一声“我们没干”就完事了。即使是在绝大多数讯问室都被要求安装录音录像设施的当下，派出所仍然可以在被要求提供录音录像时说一句“设备坏了”，就能明正言顺地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怪现象：花了纳税人大量钱财购买的配置很高甚至有些畸高的录音录像设备，总是在关键时刻“坏了”，有的甚至早不坏晚不坏，偏偏最关键的十分钟或五分钟成了空白。联系到诸多当事人在法庭上下的指控和讲述，再联系到那些像赵作海一样遭遇刑讯逼供的冤狱当事人，那些监控设备坏掉的时间段内发生的事情，有多少人会相信它们真的不存在？
可惜的是，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一般的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的使用只是“可以”，而非“必须”。即使是可能判处无期、死刑的重大犯罪案件，讯问时也只是“应当”录音或录像，而非“必须”。这就给不法民警以很大的操作空间。
在双方强弱不对等的情况下，对于弱势的一方，应该有更多的保护措施。比如，无论案情大小，无论涉及何种性质的案件，当警方需要讯问当事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在没有录音录像设备的情况下，或者在录音录像设备无法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警方不得讯问当事人。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录音录像，一旦当事人指控警方殴打、虐待当事人或刑讯逼供，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而警方则有义务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当事人指控的行为。如果拿不出证据，当事人的指控就要被认为是成立的。
只有这样，警方才会重视录音录像设备的正常运转——如果录音录像设备真的会如他们所说，经常在关键时刻坏掉的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才不会像现在这样经常受到侵犯，而殴打、虐待、刑讯逼供等恶行才有可能绝迹。 文/张楠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