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运会，需要尽快剔除行政色彩，回归一个纯粹的体育赛事。别再将全运会成绩当作考核地方体育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运动场才能少一些干扰。
9月5日，花样游泳姐妹花蒋文文、蒋婷婷确认退役。4日晚，文婷姐妹在全运会花游双人项目中输给东道主选手，以一枚铜牌为职业生涯收官。文婷姐妹召开发布会，认为比赛涉嫌暗箱操作，表达维护运动员权益的愿望和诉求。对此，新华社发表评论，称“这样的理性维权更值得鼓励”。
运动员因为判罚争议而以各种手段抗辩，在全运会上已多次发生。公平公正，是竞技体育的基石。这个基石，只能建立在客观中立的仲裁机制，和对运动员作为权利人意志的认可上。因此，文婷姐妹以及其他运动员的维权诉求，并无不妥。
而且，维权与仲裁的渠道应该始终保持通畅。既能对导致争议的过程合法取证，又能让抗辩两端充分表达其主张，并做出最符合客观情况的裁决。但这个程序一般只能在司法仲裁中完成。
遗憾的是，只有在引起普遍关注的体育比赛中，司法仲裁才会介入，比如发生足球丑闻之时。在全运会这样的全民竞技赛事中，司法仲裁机制仍然缺位。因此，运动员也好，裁判也好，事实上缺乏终极权利救济手段。运动员往往采取情绪性方式维权，凸现了全运会仲裁机制之失。
问题还在于，即使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仲裁机制，也未必能减少全运会上的种种“爆发”。全运会上已有定论的裁判不公，还在发生的判罚争议，总是以远高于其他体育赛事的频率出现，总是会成为争议判罚的“高发时刻”，还有其他原因。
网球选手李娜的自传《独自上场》中，提到了一个细节。其家乡湖北某领导，曾经游说她带伤参加全运会，而不必考虑影响今后的国际赛事，领导说：“李娜，相信我！我是过来人，世界前十没有全运会冠军重要。”这话让李娜震惊不已。
一到全运会季节，就总有地方体育官员强调李娜式的运动明星属于“自有产权”，甚至不顾竞技体育应遵循的规律，运动明星的“租借市场”也总会突然开放，不同地方以种种优惠政策吸引运动员加盟，裁判主观性较强的项目，也会事先被做种种“工作”。
这一幅幅行政意志过度干预体育赛事的图景，无不反映出对于全运会的误读：全民体育赛事被误读成了地方政绩的竞技场，运动员选拔机制被误读成了地方竞争的工具。在行政意志的强力主导下，判罚争议过多当然难以避免。
这种误读来自对竞技体育的计划经济式理解，来自对地方政绩的狭隘诠释。其结果，是固化了官办体育的色彩，而稀释了体育精神。全运会，需要尽快剔除行政色彩，回归一个纯粹的体育赛事。而最迫切需要做的是，别再将全运会成绩当作考核地方体育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给地方体育官员“减压”，运动场才能少一些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