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
中秋节将至，对礼品市场的关注渐热，尤其是在“三公”消费受限的现状下。据报道，纪检部门已下发通知，节日期间严禁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这被外媒概括为“中国禁止官员用公款送月饼”——与之相应，还有外媒引述投资分析师的话称，鉴于“在中国，中秋节是继春节后的第二大消费旺盛期”，“这毫无疑问将伤害节日消费……可能会大幅削减社会消费”。
这话，前半句没错，中秋是个大市场；后半句却未必成立——这结论有点“坏坏”的意思，这边厢得抑制“三公”消费，那边厢得提振消费，且冷眼旁观你如何从这吊诡的局势中脱身出来。
如果说真有这种“困局”的话，能否跳出，关键要看政策层面的定力和企业层面的创新。实际上，这远非一个单纯的节日消费问题，而是与制度经济学论证的中国发展前途有着某种“同构”关系。
经济学家周其仁解读日前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的主张：他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变革中国》梳理了中国整个改革过程，最后一章说到中国下一步，因为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一定要走提高生产率这条路，而不是靠低成本优势在全球立足。“要知道增加工资没什么关系，只要生产率比工资涨得快就不怕。重要的是怎么提高生产率？靠科技创新。”
这里就涉及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角度。政策上过于害怕劳动力成本提升，企业经营中过分压低工资，基于这样的思路，当然可以构成一条发展路径。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并非中国行至今日，大家所期待的真正变革。
同样，“三公”消费收紧以来，一些餐饮商家的思路是转型为更加隐秘的会所，让公众看不见也就无从监督这些消费。中秋节前夕，据报道一些礼品商家的心思是，我们也要研究客户的心理，向这些会所学习……这样的逻辑，与那些不思以创新提高生产率，却变着花样压低工人工资的企业，如出一辙。难道就不能更有出息一点？与其费力钻“三公”的空子，不如去拓展大众的消费需求。面对这么巨大的消费者群体，商业渠道、模式的创新总该大有可为吧。
另一方面，面对那些看热闹的目光，需要政策定力。“伤害节日消费、大幅削减社会消费”，确实有可能，但这就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带来的困境一样，依靠创新总能破局。难道缺了公款月饼，中秋这桌消费宴席就注定美不了？别逗了！
从中秋礼品市场，到“三公”消费现状，再到社会发展路径，我们期待真正的创新与变革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