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
美国当局正在对投资银行摩根大通展开受贿调查，以查明其是否通过雇佣中国高官子女而获得在华从事相关业务的机会，涉及的高官子女包括中国银监会前副主席、现任光大集团董事长之子和原铁道部运输局前局长张曙光之女。（见《新京报》8月19日）
相比国内一些地方“拼爹式就业”已成潜规则，内地某些金融机构招聘更是毫不避嫌设置“关系栏”，仅仅因为雇用了中国官员子女，便招来美国当局的调查，不知摩根大通是否会颇觉委屈。
平心而论，家庭与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本就不容低估。既然歌唱家的孩子往往更容易受到音乐的耳濡目染，作家的孩子也多半能从家庭书架获得更多的阅读经验，这些源自父母职业与身份而给孩子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培养，当然不是其他家庭所能具备的。不仅如此，舐犊之情原本再正常不过，在子女成长历程中的关键时刻给予帮助，何尝不是为人父母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子女从家庭中获得恩泽，充分发挥家庭带来的优势，原本无可非议。
不难设想，官员子女所具有的政商人脉资源，非普通家庭的孩子所能企及，而对于企业尤其是金融投行而言，其业务对于政商信息的敏感性，不言而喻。从自身业务属性出发，投行招聘更加青睐那些政商信息灵通人士，也在意料之中。而在这轮竞争中，天资聪颖与后天努力往往很难敌得过一个“好爸爸”。至于投行聘用官员子女又何尝不是从其业务需要出发，选择更具竞争力的人才呢？
应当承认，官员子女虽然不应获得额外的厚爱，但同样不应受到歧视。官员子女同样有参与就业竞争、选择合适工作的权利。不过，官员子女的权益同样应有边界。具体到官员子女所获得的职位究竟是凭长期耳濡目染所获得的个人竞争力，还是“好爸爸”手中的权力在暗通款曲，或者根本就是把招聘官员子女作为一种隐蔽的权力公关甚至隐形贿赂，就必须经得起怀疑、挑剔以及各方的调查。
事实上，官员子女固然不应被随意限制权利，但正如官员必须因为手中的权力而接受更多的监督，受到更多的制约一样，作为官员的近亲，同样必须忍受这样的不便。把官员配偶子女等近亲属的工作、财产纳入监督，如今已在全球反贪污贿赂领域达成共识并付诸行动。美国对于摩根大通雇佣中国官员子女的调查，正是这一监督机制的体现。
作为这一事件的另一方，国内对于官员子女就业、财产的监督，恐怕并不及时和到位。国内某些企业的类似权力公关路径也往往因为国内调查机制的缺失，较少受到制约。这或许正是“拼爹现象”见惯不怪、“关系招聘”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这个角度看，“雇佣官员子女”当然不能与受贿直接画等号，但假如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雇佣官员子女”演变成一条行贿的新途径，或许并不意外。无论是对公权力的监督，还是遏制“拼爹”潜规则盛行，“雇佣官员子女”都应被置于监督的阳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