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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二战后主要由拉美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特别强调通过政府的干预来促进经济结构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经济政策是进口替代战略。事实证明，这种战略尝试在发展中国家都失败了。
当下的中国，以扭曲资源（自然资源、金融资源、人力资源）配置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由此而产生的基尼系数居高不下的收入分配现状使得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日渐增强，已在政治和社会的层面阻滞了经济结构的自然演化和变迁。
中国幅员辽阔，省情地情差异很大，资源禀赋也有很大不同，特有的干部激励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每一个省份都是较为独立且相互竞争的经济体。经济学中的雁阵理论特别强调各经济体要依托自有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变迁。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关键取决于各地经济转型的效果。
各地方经济体如何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首先要确定自身的资源禀赋如何，即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此基础之上寻找可供学习的目标并发起追赶。新结构经济学根据历史经验认为，学习目标可以确定为人均收入高出本经济体水平50%—100%左右的发达经济体。
反观中国各地的产业政策，却呈现出同质化极其严重的局面。有不少省市都把汽车工业、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等作为本地的产业发展目标，不惜投巨资来打造各类工业园区，却恰恰忽略了本地的资源禀赋约束，缺乏对本地要素禀赋结构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动态变化的了解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潜在比较优势的判断。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更加凸显了我国国内资源禀赋不同地区产业升级梯次前行的极端重要性。而我国的东中西部已经客观上具备了雁阵发展模式，各省地市作为相对独立经济体完全有可确定的追赶目标（当然，发达地区如东部沿海经济体则可以寻找国际追赶目标）。仅仅实现这一过程，就可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满足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需求。与此同时，政府要加强硬件基础设施（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网、电信系统等）、软件基础设施（法治体系、社会资本、价值体系等）的建设，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投资边际回报率。
概而言之，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根据本经济体资源禀赋条件，探索发现产业结构变迁的道路和方向（现实的和潜在的），同时通过加强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建设给予支撑，其他的交给市场。果如此，中国经济转型之时将是中国经济二次腾飞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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