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如智力超强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如凤毛麟角一样,道德力超高的志士、廉者也是寥若晨星,一个庞大的官员群体,尽管他们都能够声色俱厉地高唱着廉洁的口号,但他们的平均道德修养不可能高得令人仰视,倒可能低得让人俯视。所以,虽然高尚的道德修养确实能够保证廉政,但是绝大部分人不可能有多么高的道德修养,也不可能通过道德学习运动来提高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正因为如此,老子这位思想巨擘早就看出,对于廉政来说,官员的道德力固然重要,但最具有可行性的还是智力的成熟状态。
在《道德经》中,“道”引申为道路,一个人能否选择正确的道路行走,那就是智力判断的问题了；“德”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言的道德修养,老子对“道”的论述远远超过对“德”的论述。那么成熟的智力状态是什么呢,老子在四十章专门强调:“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大道的规律是走向自己的反面,柔弱才能发挥大道的作用,老子的很多具体论述都是围绕着这一条的,如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等。对于反腐廉政这个具体问题而言,老子告诫官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用现代的一句绕口令来说,就是去掉私利才能获得私利,老子在这里决不是做文字游戏,“去私致私”正符合“反者,道之动”的智力判断。为官清廉,大概有两种原因,一是该员道德高尚,对不义之财甚为耻辱；一是该员智力正常,对不义之财甚为害怕；这两种因素都没有,该员必是腐败分子无疑。但是,道德很高尚的人稀少,智力正常的人居多,廉政建设的重点当然应放在后者,使一个道德修养不怎么样的官员也能保持廉洁,因为他廉洁去私的出发点正是为了私利。古代一个官员拒不收受别人送来的鱼,因为他认为收了别人的鱼就可能丢官,俸禄也就没有了,再也不能用俸禄买鱼了,正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应份之鱼才不能收受别人送来的鱼,这就是正常的智力判断。
廉政与否不仅是智力判断,而且是复杂的智力判断。我们可以说跳崖的人是精神病,却不可说走在大路上的人也是精神病,因为正常的智力可以判断出跳崖必死,在大路上出车祸的概率就要小得多,而人都有侥幸的心理,总把自己当作不会出祸的那一类,这就不同于跳崖只有死祸这唯一的一类。我国目前的反腐败法律可谓极其严厉,对腐败分子保持着死刑处罚,但是由于各种制度不健全和司法不公正现象,官员腐败的风险不是类似于跳崖而是类似于行走在大道上,这就是为什么法律规定巨贪可以判处死刑而巨贪却仍然为数不少的原因之所在,我们能说这些东窗事发的腐败分子是精神病吗?所以要从制度建设(如公布财产)和司法公正等方面着手,创造廉政的良好生态,使腐败的风险类似于跳崖而不是类似于行走于大道上,那么我们可以说,腐败就从道德判断转化为智力判断,就像跳崖一样愚蠢。我们要相信,人的智商健全度远远高于道德健全度,遏制腐败,就是要使腐败从单纯的可耻行为变为愚蠢行为,不管他的道德修养如何,只要他智商正常,就会远离腐败。有了老子开出的好药方,廉政就不是一件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