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生
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收官之際，晒出了對各地“政績工程”的治理清單：全國叫停663個“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存在弄虛作假的436起問題中，共有418名個人被查處。這是中央首次大規模叫停“政績工程”“形象工程”。（10月15日《京華時報》）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當官，是需要政績的，也需要政績和形象工程。一屆政府，擬或是主政一方的“一把手”，在財力允許、科學決策的前提下，搞一些有一定規模的、造福於民的“政績工程”，並非什麼壞事。關鍵是要切合實際，量力而行，不加重群眾的負擔，對當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帶來好處。
但現實生活中，不少“政績工程”在運作過程中卻走了調，變了味。一些地方“一把手”，不搞可行性研究，不搞科學決策，自己拍拍腦袋，想當然地就搞起勞命傷財的形象工程來。從雲南河口斥資2.7億建設的“文化長廊”3億拆，到申維辰主政太原期間更改設計初衷，將綠地、公園建為“新地標”、城市綜合體，再到萬慶良主政廣州后先后計劃建9個新城……其“手筆”之大，令人震驚。即便這些官員已經落馬受審，但當地政府還在為其不良社會影響付出后續代價。
而今，中央首次大規模叫停“政績工程”“形象工程”，讓人眼前一亮。面對晾晒出來的“成績單”，我們在叫好之余，也要追問反思，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政績工程”屢禁不止、愈演愈烈？細加一想，除了城市規劃考慮不周之外，更多的因素在於規劃決策“家長制”、少民主、少論証，在於我們的用人導向和對各級“一把手”的任用出現了不應有的瑕疵。大貪官王懷忠曾一語道破了天機：當官就是要多出政績，但關鍵不是讓百姓看到政績，而是要讓領導看到政績。
細心的人們注意到，被稱為“規劃之神”的原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熱衷“推倒重來”的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申維辰，他們的落馬，雖然與“政績工程”密不可分，但主要原因還是貪污腐敗。他們在任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鮮見有人對他們的“大手筆”說三道四。倒台后，其種種“劣行”才被公開曝光。這樣的政治生態，才是“政績工程”禁而不絕的重要根源。
俗話說得好，打蛇要找准“七寸”。遏止“政績工程”，必須鏟除其生發的土壤。當務之急，一是要順藤摸瓜、公開曝光、追蹤問責，讓相關責任人領受黨紀政紀處分和刑責﹔二是要以此為契機，抓好干部任用制度和文件的落實，使之不再“紙上談兵”﹔三是上級部門和領導要練就一雙辨別真偽的“火眼金睛”,對拍腦袋決策的“政績工程”一經發現就及時叫停﹔四是在考評干部時多問問“受益主體”的真實感受，用“民秤”來掂量官員“政績工程”的分量和質量，讓群眾成為事實上的“考官”。
如此關口前移、標本兼治，官員的“政績沖動症”才會得到有效根治，勞命傷財的“政績工程”也才會少之又少。而實現這種願景，無疑還任重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