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對待“問責”官員復出

“三鹿毒奶粉”事件已過去6年。本月初，原三鹿集團董事長田文華從無期徒刑減刑至17年3個月。當年被免職的3名石家庄市領導，已悉數復出。梳理2008年以來，引起輿論關注的52起官員免職案例，85名官員被免，29人起復，佔比達34.12%。（據8月12日《新京報》）

近年來，干部工作中有兩種情形飽受質疑：一種是對年輕干部的提拔，叫“逢提必疑”﹔另一種是對“問責”官員的復出，叫“逢出必疑”。“免職官員逾三成復出”成為輿論的焦點，足以表明社會對這個問題的關注程度。

應當肯定，公眾對“問責”官員復出熱切關注，本身是件好事，說明國民的主人翁意識在增強，政治參與願望在提升，有助於職能部門更加審慎地處置“問責”官員的復出事宜。

所謂“復出”，就是被“問責”的官員獲得“重新使用”、“重新工作”。由此看來，平職使用屬於“復出”，降職使用也屬於“復出”。中央《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明確：“對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可以根據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貫表現、特長等情況，由黨委（黨組）、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權限酌情安排適當崗位或者相應工作任務。”應該說，一個被“問責”的官員，無論是免職、撤職還是降職，隻要他沒有被開除公職，隻要他沒有自行辭去公職，那麼，他復出重新工作就是必然的結果。

黨的干部政策一直堅持一個理念：“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問責的目的在於促其盡職，而不是“處理”干部﹔問責的要義在於引以為鑒，而不是“一棍子打死”。因此，在對待“問責”官員復出的問題上，我們需要保持從容的心態和理性的評判。日前，人民日報一篇《受過處分的干部，如何使用？》的報道稱，湖北紅安縣紀委對15名認錯改錯、工作成績突出、群眾評價較好的受處分干部，向組織部門提出“予以使用”的建議。紅安的做法，其包容過失、鼓勵自新的導向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幾乎可以預見，隨著干部問責制的全面推進，“問責”官員復出勢必頻繁地出現在公眾視線中。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官員復出可以隨意放任、為所欲為，相反，各級組織必須理性把握、嚴加管控。

一是標准要從嚴。我們這樣的泱泱大國，缺的東西也許很多，就是“不差官”。讓有過失的干部重新任職無可厚非，但是，被“問責”的官員畢竟已有“前科”，對他們的復出問題應該比起用“歷史清白”者更加慎重、更加嚴格。

二是程序要合規。面對公眾的關注，組織上應更加注重官員復出程序的合理性、科學性，建立“問責”官員復出制度，對復出的時限、理由、崗位、工作流程等作出明確規定，克服隨意性，消除人為影響。

三是操作要透明。被“問責”官員復出，不管提拔與否，都必須向社會公示，防止“悄然”復出、“易地”復出背后的暗箱操作。復出規范了，輿論就不會無端指責﹔復出陽光了，公眾才不至胡猜亂想。

問責已然走向常規，復出自然就會成為常態。我們既要對干部問責保持足夠的關注，也要對官員復出保持應有的理性，“逢出必疑”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