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地鐵文明”立法不可“求全責備”

“隨手扔垃圾、抓手當單杠玩體操、脫鞋‘透氣’、座椅當沙發、車廂內‘甩米線’……”4月30日昆明地鐵入城以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裡，市民在稱贊快捷便利的同時，也通過各種方式，吐槽了地鐵裡的不文明現象。地鐵“不文明行為”在各大城市屢遭曝光，一定程度上事關國民素質，是否該立法規范？是否該重罰懲治？（5月11日《春城晚報》）

一提起立法規范“不文明行為”，人們很自然會聯想起新加坡，其公民道德素質和整體社會風尚很好，無不與其嚴厲的文明立法密切相關：隨地吐痰，不僅要被處以數百甚至上千新元的罰款，而且要被強制勞動，甚至在電視上曝光﹔地鐵內嚴禁吃喝，初犯者罰款30新元，一旦被控上法庭，重犯者可被罰最高500新元。 誠然，這適宜於其國情需要。

近年來，我國一些地方和行業在圍繞是否為“不文明行為”立法上，從來都爭議不斷。比如，去年6月，深圳市人大召開《深圳經濟特區市民文明行為促進條例》立法論証會，擬對一些不文明的行為加大處罰力度，就引發了公眾的熱議。有論者批評，“法律是純粹理性的，人卻充滿著感性，對感性的人，最好的辦法是不使用懲罰，也能減少和杜絕壞習慣。”

城市中不文明的現象可謂不少，當道德規范不足以約束個人行為時，立法解決的呼聲日漸強烈。應當承認，並非所有不文明行為都要立法，並通過行政處罰來促進認同﹔同時也要看到，許多不文明行為其實早已“入法”，隻因執行難，事實上仍處於“法不責眾”的狀態。究其原因，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規范“無度”，感到沒有法律就沒有抓手，於是將一些一般性的不文明行為的治理都試圖拋給法治，以致有的條文操作困難，最終淪為一紙空文。

具體到對地鐵“不文明行為”的治理，筆者以為，需要立法規范，但不可“求全責備”。這就要求立法部門要廣泛征集民意，哪些“不文明行為”需要法治明確、嚴厲懲罰，哪些行為借助宣傳教育、輿論引導就可解決，而不需立法處罰。就是說，為“不文明行為”立法，必須科學劃清邊界，而不是什麼都往“法”裡裝。比如，隨手扔垃圾、脫鞋‘透氣’等，屬於個人陋習，以倡導為主就可解決，無需嚴厲的處罰﹔而對於像抓手當單杠玩體操、車內抽煙等行為，則需立法規范並施以重罰。

總之，為“地鐵文明”立法，需要有關部門深度辨析與博弈，切實把握立法的邊界，畢竟，我們最終目的不是為了處罰，而是希望在剛性約束下公眾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