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暴維穩禁播《水滸》控制戰爭片的建言太雷人

3月5日，據中國經營報官方微博報道：“政協委員李海濱認為：《水滸》這樣的電視劇應該禁播，戰爭題材的電視劇要有所控制，這些都和 暴力相關。《水滸》是舊時代的名著，與我們時代不適應。”消息一經發出，立刻在網上引發觀點碰撞。以筆者觀察，除了少數網友對此表示理解外，更多的網友對此持反對意見，幾乎“一邊倒”地批評該委員胡說八道。

筆者以為，政協委員獻維穩之計，建言禁播《水滸》、控制戰爭片，太離譜，太雷人，也太不著調，純屬無稽之談。這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隻見小溪、不見大海，隻看局部、不看整體”的片面思維﹔是“因噎廢食、削足適履、殺頭便冠”的荒誕邏輯。

古人說，“過猶不及”。列寧說,“真理隻要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會成為謬誤。”唯物辯証法認為，凡事皆有度。社會生活處處離不開度，一物卡喉，豈能扎住脖子不再吃飯？嫌鞋子小，豈可刻肌傷骨、截趾適履？嫌帽子小，豈可把腦袋再砍小一點？怕做噩夢，豈能一夜不睡覺？這些普通的道理，該委員咋就不明白呢？在全國兩會的大雅之堂，該政協委員煞有介事，正襟危坐，提出這樣的建議，足見其政治上的幼稚和無知。

該委員既然拿《水滸》說事，我們不妨說道說道《水滸》。眾所周知，《水滸傳》是中國古典文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漢語文學中最具備史詩特征的作品之一。一代偉人毛澤東曾對水滸給予高度評價，曾介紹說：“《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它描寫的是北宋末年的社會情況。中央政府腐敗，群眾就一定會起來革命。”毛澤東欣賞《水滸》，談到很多梁山人物。他談到梁山第一任領導人王倫，“白衣秀士王倫不准人家革命，結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也談到第二任領導人綽號托塔天王的晁蓋，晁蓋是好的，可是卻被摒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讓他早死了。《水滸》的主角，是梁山第三任領導人宋江。毛澤東在４０年代初期，曾對身邊的同志說：《水滸》中的三打祝家庄，為什麼要打三次？我看宋江這人有頭腦，辦事謹慎，前兩次是試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們干革命，就得學宋江，要謹慎。他也談后期宋江不行，搞修正主義， 讓人招安了。

毛澤東也談及其他梁山好漢。他說，“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個‘拼命’，我們從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種拼命精神”﹔“神行太 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沒有城市工作就打不開”。開酒店的朱貴是“做特務工作的”，“專門打聽消息”。還說“要有知識分子”，“梁山泊沒有公孫勝、吳用、蕭讓這些人就不行”。此外，在不同場合，毛澤東談到的還有魯智深、武鬆、李逵、柴進、三阮、張順等人。1949年6月30日，在紀念中國共產黨 成立28周年的大會上，毛澤東作了《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演講中提出：“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鬆。在武鬆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 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1959年8月2日，在 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毛澤東詼諧地說：“李逵是我們路線的人，李逵、武鬆、魯智深，這3個人我看可進共產黨，沒人推薦，我來介紹。”

毋庸置疑，《水滸》是民族文化的精華之一，其中蘊含著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正義的力量。《水滸》英雄和暴力恐怖分子有著本質的不同。他們富有血性、嫉惡如仇、敢作敢當、扶危濟困、仗義疏財、不畏強暴，不怕犧牲，富有獻身精神，我們共產黨人正需要這種精神，所以毛澤東要介紹李逵等人入黨。當前我們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正需要這種精神。假設，如果301恐怖事件的事發現場，能有幾個李逵、武鬆、魯智深這樣的人物，事態也許很快就會得到控制。而暴力恐怖分子，把屠刀砍向手無寸鐵的無辜百姓，是惡貫滿盈的狂徒和社會渣滓。

而現在不可思議的是，個別精英人物，竟然把水滸好漢和暴恐分子劃等號，不禁把社會不穩遷怒於《水滸》，而且遷怒到了戰爭片，純屬本末倒置、南轅北轍、緣木求魚的無稽之談，是“燒香找錯廟門”、“蚊子叮泥菩薩 , 看錯了對象”，隻能淪為世間笑柄。

眾所周知，“穩定是民生之要”，具體來說我們應該如何防暴反恐綜治維穩？其中大有學問。有評論說，民生保障是社會安定的前提，真正的維穩之道，是充分了解民眾訴求，疏通群眾表達訴求的渠道，回應群眾關切的問題，幫助群眾排憂解難。靠類似禁播《水滸》控制戰爭片的做法維穩，隻能是南轅北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