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黃埔區市容環境衛生局原局長劉配杰，去年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劉配杰的妻子李某，因幫丈夫代收“茶水費”和“過節費”共計16萬元，被黃埔區法院一審以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
妻子“代夫受賄”最終獲刑，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其一，行賄者正是看到了官員丈夫的影響力，因而想盡辦法利用官員家屬，形成利益共同體。其二，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官員家屬長期受拜金主義思潮和不良習氣熏陶，法紀意識日漸淡漠，很容易成為行賄者的“俘虜”。其三，即便官員能“獨善其身”，很多時候卻懷著為配偶和子女“創造條件”而放鬆了警惕，一旦家庭成員有了“唯錢權”意識，就容易被“糖衣炮彈”擊中。
長期以來，我國反腐工作一直強調家庭倡廉，各地還舉辦了很多家庭倡廉活動，以此強調家庭反腐的必要性。重慶市司法局組織干部職工家屬參觀廉政教育基地，了解了腐敗現象的成因、表現形式和危害，讓家屬們對我國反腐敗歷程、對策和成效有了全新認識﹔湖南邵陽創新官德考察方式，推行干部家屬簽廉政承諾書﹔河南省紀委等部門召開領導干部“廉內助”座談會﹔河北邢台為800多名干部配偶上“廉政課”，使其從“賢內助”變“廉內助”……
即便這樣，部分官員和官員家屬，面對腐敗還是“一念之差”。官員妻子背著官員丈夫大開斂財之門，她們的“推波助瀾”，使官員丈夫“腹背受敵”，以致其身陷腐敗深淵，成了國家和人民的罪人。曾引起輿論廣泛關注的原廣州市政園林局黨委書記馬必友案中，馬必友的妻子、弟弟利用馬必友的職務便利，承攬工程再轉包他人，大收好處費共220萬元，最后，李氏姐弟被廣州市中院以受賄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1年和12年。廣東省韶關市公安局原局長葉樹養之所以從一名“執法者”淪為“階下囚”，都是因為“給兒子2000萬、給女兒女婿2000萬、給自己安度晚年2000萬”的“宏偉目標”惹的禍，過一個年節，就收受一兩百萬的“禮金”。四川省前省委副書記李春城，是擔任中央候補委員后首位落馬的高官，而他的腐敗最終也沒能將貪婪妻子“勝利拯救”。可見，家庭不僅是拒腐防變的第一道門檻，也是預防職務犯罪的前沿哨卡。
山東省供銷社原主任矯智仁落馬后在懺悔時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戴的手銬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時下，越來越多的違紀違法犯罪分子採用迂回側擊的手段，把目標瞄准官員“后院”，被一些人打著“人情”幌子，利用“茶水費”、“過節費”等借口行賄。這樣的手段具有相對的隱蔽性，乍聽起來，似乎頗具人情味，行賄者沒想著自己的好日子，還惦記著官員家人。仔細一琢磨，恰恰是這種“隱蔽性”，成了官員莫名走向深淵的“推手”，直至害了官員“一家子”。
俗話說的好：“枕邊風”是最有效的話語。倘若官員縱容親屬們整天嘮叨“以權換錢”、“以官謀錢”的話，又怎能抵擋住歪風邪氣的誘惑呢？竊以為，“代夫受賄”警示的不僅僅是官員家屬，更應該是官員本身。官員隻有不斷增強自身的拒腐防變意識和能力，經常給“枕邊人”嘮叨“國泰民安、事業有成、家庭美滿、身體健康”的幸福要件，筑牢家庭成員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才能在家庭倡廉中起主導作用。因為，“廉內助”是幸福生活的“保護神”，她關乎官員丈夫一生的政治生命和全家人的幸福指數。
說白了，“代夫受賄”最終獲刑，表面上看是官員妻子“不守婦道”，其實，問題還是在官員自身。官員若能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消除“枕邊人”腦子裡的“特權”思想，教育“枕邊人”時時自重、自警，處處慎欲、慎微，並且以身作則，當好“宣傳員”，吹好“枕邊風”﹔當好監督員，看好自家人﹔當好“守門員”，把好自家門的話，“代夫受賄”、雙方獲刑的悲劇就不會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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