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下）

采访对象：武晖（小名：铁锁），1954年12月出生，梁家河村民。1971年成为民办教师，1973年进入延安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2015年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28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宾馆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所做的惠民实事有哪些？

武晖：陕北的良田不足，是在山上种植粮食，广种薄收，农民做了很多无用功，受了很多苦，但是一年下来粮食还是很有限。所以打淤地坝非常重要。淤地坝的位置都在山沟里，山水流下来，淤地坝能把水分保持住，粮食产量自然就高。所以近平当时非常重视打坝，重视农田基本建设。

近平解决了当时陕北农村老大难的燃料问题。那个时候，因为植被稀疏，我们陕北农村砍柴难，做饭、取暖、照明都成了难题。所以近平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开始近平说想搞沼气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也不支持。近平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回来以后亲自试验，建起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并点火成功，这种情况下，对于办沼气就没有社员反对了。说老实话，农民是最实际的，他看到了，得到实惠了，他才接受。你讲再多道理，什么前景，什么展望，他们不一定接受。必须身体力行，给他们做出样子来。从这以后，沼气得到大面积普及，解决了困扰我们这个地区多年的燃料不足问题。

沼气池里的沼液可以作为肥料施在农田里，比一般的粪肥肥力要大得多。我们村曾经试验过，专门选一块地方施沼液，等到庄稼长起来，明显就比施粪肥的庄稼长得茂盛，到收获的时候，产量也更高。

近平当支书以后，还给村里办了个代销点，这个也是为了方便社员生活办的。社员想买点日用品，比如煤油、洋火、肥皂，要等到逢集的时候跑到文安驿的供销社去，要提前请一天假，赶着去，赶着回，很多时间都浪费了。有了代销点，村里把农民需要的东西备齐，农民走几分钟路就能到代销点，买到需要的东西，后来就越来越灵活了，社员还可以赊账，或者拿鸡蛋去换。比如一斤煤油，用四五个鸡蛋就能换到。

铁业社也是近平办的一件大好事。近平把会打铁的社员组织起来，实施定额管理，比如，每个铁匠一天打三把老镢（陕北方言，镢头），就给他10个工分。超出了三把，就给予奖励，完不成任务就要扣除相应的工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当时延川各个大队普遍没有副业，没有副业就没有资金。我们铁业社把那些锄头、老镢、镰刀生产出来，社员用不完的，就送到文安驿供销社代销。卖了钱之后，扣除成本，剩下的钱就是村里的集体收入。村里得实惠，还可以给铁匠分成，比如一件工具卖了三块钱，就可以奖励铁匠一毛、两毛的。整个铁业社的规划、管理、分配方法都是近平制定的，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管理方式。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有一套方法和技巧。

农活的劳动强度很大，对于妇女来说就更是极大的负担。妇女家务繁忙，不仅要上山干活挣工分，在家还要做饭，还要缝衣服，还要照看娃娃。那个时候的农村，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一个比一个大一两岁，一到吃饭的时候坐一排，都抢着吃，照顾孩子确实非常辛苦。到晚上，男人和孩子都睡觉了，妇女还不能睡觉，拿起衣服，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缝缝补补。

有一次，近平跟我聊起陕北农民生活的事情，他说：“为啥农村生活苦？为啥妇女那么劳累？有一个原因就是生的娃娃太多了。”我说：“是啊，我们兄弟姊妹七个，都不算多的。”近平说：“生的孩子多，农民负担就重，妇女的劳累就更多，农村的年轻人还是应该少生娃娃，把娃娃养好。”可见，那个时候近平就有了优生优育，减轻妇女负担的思想。

近平看到农村妇女这么辛苦，他就在这方面动了脑子。他搞的缝纫社主要是为妇女着想。农民衣服磨损得快，妇女白天干完活，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近平找了我们后队的一个叫雷琴的妇女，她的缝纫手艺好，专门在缝纫社缝补衣服、做衣服，其他的妇女就可以上山劳动，晚上也不用在煤油灯下熬夜缝补衣服了。近平还制定了一个规则：社员可以用工分来支付裁缝的报酬，比如，一个社员一天的工分是10分，就可以用这个工分来做衣服，做一件上衣用5分，做一件下衣用2分。而裁缝做得越多，所得的工分就越多。这样既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又解决了村里人日常的需求。

近平还给我们村打了一口深水井。在这之前，前队没有水井，吃的都是泛水井里的水，非常不便，水质也不好。并且，当时前队有一块地种蔬菜，但是蔬菜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仅靠挑水来浇菜，劳动量太大。近平跟村里研究，就决定在菜地旁边打一个井。打井的时候，近平亲自下到井里，站在冰水里面挖泥土和石头。这口井打成以后，同时解决了村里人喝水和菜地灌溉的问题，现在村里安了自来水，也是用的这口井里的水。

近平还给村里办了一个磨坊。为啥要搞这个磨坊？那时候，毛驴是陕北很重要的运输工具，大多时候要运东西，要驮着粪上山，那时候毛驴很少，经常不够用，社员经常为争毛驴争吵。如果用毛驴推，从早上推到下午才能磨二三十斤粮食。近平办的这个磨坊置办了一套机械设备：柴油机、磨面机、碾米机，几十斤粮食，一小会儿功夫就能磨完，不用浪费时间，承担了全村的磨面和碾米的工作，也把毛驴腾出来用于生产和运输。社员只要把粮食拿过来，一会儿就磨好了，非常方便，而且都是免费的。

近平做了这么多实事，源于他亲身体会到农民生活面临的难题，也源于他平时的观察和思考。他敢于实践，敢想敢干，也能干会干，能把想法变成现实。

采访组：习近平当村支书有什么鲜明特点？

武晖：近平他有威望，有能力，做了很多实事，同时也在积极地融入社员当中。他来到梁家河以后，一直就在学习我们当地的方言，到了后几年，特别是当支书以后，他可以完全用延川方言跟大家交流了。平时，近平对年纪大的人很尊敬，对小孩很爱护。近平对同龄人也很亲切，对那些表现不积极的社员，甚至对那些“管制分子”，他也从来没有吹胡子瞪眼，有话都是好好说，让大家心里都服气。像我们农村人关系好了之后就爱开玩笑逗乐，难免有些过头的地方，要么起绰号，要么取笑对方。近平和大家关系都很好，但是他从来不给社员取绰号，也不取笑别人。大家在心里对他既亲近又敬重。

他这人做事，有决心，有毅力，轻易不说出口，只要说出口的话，只要认定了的事，他就坚持到底。用我们农村的话来说，就是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从来不说过头话。近平打坝、办沼气、办代销点、办铁业社等等，干一件成一件，没有哪件事情是半途而废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想办法克服。

近平还能够很坚决地纠正干部的错误。他当支书的时候，前队有个年轻后生，是队里开拖拉机的，后来被选为生产队长。但是生产队长要负责全队的生产工作，要吃苦在前，比较劳累，而开拖拉机又风光又轻松，他在思想上有些转不过来，还是想接着开拖拉机。那个年代农村生产，社员本身没什么自主性，关键就要靠生产队长带头。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在农业生产上生产队长必须得是行家，还要能吃苦，负责任。所以，遇到好的生产队长，农民就过得好一点，生产队长不着调，农民就饿肚子。近平给他讲：“你既然被选上了生产队长，就说明村民信任你，你就得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队长是一个队的带头人，全队的人都看着你呢！开拖拉机会影响你当队长，也会影响你们这个队的收成。”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有些转不过来弯，近平就让他慢慢想，每天早上来汇报一次思想情况，看看他有没有想通。连续跑了三四个早上之后，他觉得近平作为村支书，又是外地来的知青，对村里的事情这么操心，受到了感动，自己作为村里人，更应该努力搞好生产队的工作了，慢慢地就在思想上转过弯来了，踏踏实实地当上了生产队长，安心组织队里的生产，让其他人去开拖拉机。后来，这个后生的队长当得可好了。

在农村，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有时候社员在山上劳动，两个人一言不合，就骂起来了，说打起来就打起来。当时的农村，十几岁二十岁普遍都有点文化，但是年纪再大些的基本都是文盲，没有文化修养不行，处理问题很愚蛮，骂仗、打架，司空见惯。近平对这种情况见得多了，深感农民打架是严重的问题，所以他当大队书记以后，就制定了村规民约，禁止打架、骂架，在会上宣布，村民之间不能打架骂仗，否则就要进行处罚。但是，这种事情又是难免的。我们后队有两个后生，一个叫“猴儿”，一个叫“矮矮”，两个人平时就有矛盾，后来又出现了问题，两个人打了一架，互相都揍了个鼻青脸肿。生产队长处理不了，就让近平来解决。近平对他们两个的情况也了解，但是规定就是规定，两个人都罚了10个工分。近平当时就说：“无论有理没理，你不能打架。有理的不能打，没理的更不能打。”近平要求他们在社员大会上做检查，他们觉得在大会上做检查有些丢脸面，不太乐意。近平就问他们：“你们接受不接受处罚？禁止打架是咱们的村规，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到场了，也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果你们接受不了扣工分，我就把我的工分给你们，但你们必须做检查。”两个人听近平这么说，都很惭愧：“我们打架是我们犯了错误，按照规定就应该罚分，叫你给我们填上，说不过去。没啥说的，我们接受处罚。”近平当书记的时候，梁家河打架斗殴的事情明显减少了。事隔多年，“矮矮”给我讲起这个故事，还在不停地叹服：近平真是会做思想工作！

农村矛盾多如牛毛，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特别难，一个人能当好公社书记，未必能当好大队书记。村里的工作要费好多脑子，想好多问题。农民的思想工作是不容易做的，你给他们做工作，必须让他们思想上能够接受。把思想工作做好了，什么都好办，农民就佩服你，支持你工作。农村干部的威信，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靠嘴巴吹起来的。农民是非常实际的，他就看你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公道。只要做到这两条，什么问题都好处理。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你和他有哪些联系？

武晖：近平在正定工作的时候，我是文安驿公社的教育专干。正定当地派了两个人到梁家河的党支部搞外调，先到了文安驿公社的办公室，恰巧我也在场。他们不知道梁家河在什么地方，我是梁家河的人，就给他们指了路。他们到村里问了很多人，大家无一例外地都对他交口称赞。那两位外调的同志在村里调查完了之后，就又回到文安驿公社签署意见。这个时候，正巧又碰上了我。当时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就问他们吃饭了没有，他们说没吃，我就把他们带到饭馆吃了一顿陕北的饸饹。在吃饭的过程中，我们就聊了起来。聊着聊着，我向他们打听了近平的情况。

我说：“习近平在那边干啥呢？”

其中一位同志说：“当县委书记呢。”

我说：“干得怎么样？”

“近平干得很不错，群众威信很高，每年开三干会（七十年代每年都要召开的大队、公社、县三级干部大会）的时候，开到中间，很多干部发言很乏味，好多人听得烦了，就走了，还有些人听得困了，就睡着了。只有习近平讲话的时候，没有人走，也没有人睡觉。他讲话讲得有意思，很实际，也很有感染力，干部们都爱听。”

我说：“近平当村支书的时候，他讲话我们村里人也很爱听。”

另一位同志又向我透露说：“近平的工作作风，跟其他的干部不一样。很多领导干部，都是由办公室负责安排，提前通知。近平主持县里的工作，到乡镇和农村检查，从来不提前打招呼，都是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到了实地，他去看领导在不在，工作做得怎么样，实地去看，不给对方提前准备的机会。如果他看到什么工作做得不到位的，当时就把相关领导叫到现场，督促他拿出整改方案。”

我听了这两位同志说的话，得知近平工作做得好，在更大的平台上发挥了他的才干，心里很高兴。

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一个叫张志林的人，跟我打听近平的情况，说要给他还钱。原来，近平从梁家河走的时候，村里还没到年终结算。等到年底结算，会计算账的时候，人口多而工分少的家庭，就要出粮钱（陕北方言，给队里交钱），人口少而工分多的家庭，就要得粮钱（陕北方言，队里给现金）。出粮钱的家庭把钱给会计，会计再把这个钱发给得粮钱的家庭。近平的工分多，年底又没有分粮食，就要得粮钱；张志林家里娃娃多，工分少，要分的粮食多，就要出粮钱。会计为了账面收支的平衡，就把近平一年的粮钱八十元兑给了张志林家里，而张志林家里应该把这八十元单独交给近平，但是当时张志林家里非常贫穷，拿不出来这八十元钱，并且近平上学也离开村里了，就这样，张志林家里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个钱给近平，十分过意不去。现在张志林有钱了，一直想要把这个钱还给近平，他经常念叨，近平的这个钱救了我们一家人，欠账就得还钱，不然良心上过意不去。我就劝张志林说：“你现在还给他，他也不会要。他帮助过的人太多了，你看看咱们村，哪一家他没有帮过？你放心吧，他肯定不会有想法的。”七十年代的八十块钱可是不小的一笔钱，按购买力来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八千块钱。

1993年，近平回到梁家河，乡亲们热情地招待他，还杀了一只羊。我们一起吃饭，近平嘱咐了很多事情，我一直在旁边听。近平主要说了，山上要治理，河里要打坝，山上要种经济林，还要种果树，要把地打平，好提高产量，要解决肚子吃饱的问题，还要解决文化问题……方方面面的事情，近平都讲了很多。从始至终，他最关心的始终是基层群众的生活。

就在那次，近平还向我们打听一个叫灵娃的孩子。这个孩子的事，还要从头说起。1969年，知青到我们梁家河的时候，我们村有个十几岁的孩子，小名叫灵娃，但是实际上脑子并不灵光，智力上有先天缺陷，用我们农村的话叫“半憨憨”。灵娃的父亲是基建队的队长，主要负责带着知青做打坝、修田等农田基本建设的事，他就经常把灵娃带到地里去。灵娃虽然脑子有问题，但是干活很踏实，也能吃苦，近平他们这些知青都很喜欢灵娃，劳动之余很喜欢和他一起玩，谁也没有嫌弃、取笑过他。近平1993年回来的时候，灵娃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只有灵娃的母亲带着他度日，家里的光景不行，生活很艰难。近平为了接济这家人的生活，当时就给灵娃的母亲留了500块钱。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又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他到家家户户都看了看，用延川话和乡亲们交谈，就像回到了久别的家中，特别亲切。